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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队，其他9 省一市还有44 个，全国总共200 多个重点机械化生产队，
由于全部是机械化作业，劳动效率高，很快提高了国营农场粮食总产量和粮
食商品率，从而促进了全国国营农场的机械化进程，成为国营农场的龙头。
第五件事是建立健全农垦工作的规章制度。1961 年1 月27 日，农垦部
党组决定由我兼任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当时正是贯彻执行中央“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时期，部党组要求科委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
验的基础上，建立建全国营农场的各项规章制度。
这项工作我早就想过了。到农垦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有一个突出的感觉，
就是农垦系统很多国营农场在重大决策上无章可循，造成工作的杂乱无序，
我在部队长期抓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对这种状况很不适应，也很焦虑，曾
设想过搞些规章制度，但当时人们头脑发热，视主观随意为正常。可是连续
三年经济困难，证明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到这时我们也才有可能坐下来搞些
规章制度。
我对搞规章制度有些经验。在军训部时就主持编写过人民解放军的三个
基本条令， 1958 年批判我的“教条主义”，是罪行之一。那时，人们都知
道我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且是从国防部下放到农垦部改造的，现在
又主持搞农垦工作的规章制度，有些同志就好心劝我不要“犯忌”，但我认
为干任何事情都要有条有理，如果说制订科学的规章制度是“教条主义”的
话，那我宁肯再戴一次“教条主义”的帽子！我这句活是带很大气愤的话，
文化大革命被揭发出来，又是一条挨斗的罪状。
《国营农场工作条例》是我们搞的比较重要的综合性规章。在起草这个
条例前，我先写了一个调查研究提纲，列出了主要的调查题目，然后派5 个
调查组到各农垦区，一面帮助做好春耕、春播及田间管理，一面搞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4 月8 日组成了由部办公室主任彭达章牵头的《国营农
场工作条例》起草小组，很快起草了一个初稿。
这期间，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副总理曾先后两次听取农垦部党组的
汇报，并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北京南郊农场、牡丹江农垦局、黑龙江省宁安农
场等地做调查，对条例起草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国营农场工作条例》
要把重点放在调整农场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提了四个要点：第一，农场
对各生产队坚决实行四固定，即耕地、耕畜、人力、农具等固定下来，不要
经常变动；第二，农场对生产队实行总承包超产奖励制度，实行上死下活的
办法；第三，生产队在生产上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权力，上级不得瞎指
挥；第四，采用5 种工资形式，以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对改进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有很强的针对性，为起
草《国营农场工作条例》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对条
例初稿作了修改，又两次送他审示，并发往各地征求意见。1962 年2 月经中
央同意，这个条例草案印发各重点农场试行。在试行中，国营农场长期解决
不了的产量低、劳动生产率低、商品率低的问题有了明显改进，受到广大职
工的普遍欢迎。
在制订《国营农场工作条例》的同时，我还主持起草《国营农场领导管
理体制的决定》。1958 年以来，原由中央和省投资的农场，除山东、江西外，
大部分下放到专区和县领导，管理体制比较混乱。一方面，政出多门，农场
感到“婆婆”太多，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党政部门乱调农场耕地、
机器、人力，而且国家统一调拨的优良品种又受到限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明确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生产计划权、产品处理权、人员调动权（所
谓四权）集中于国家指定的管理机关，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同时还对
农场的党、政、财、物等关系作出具体要求。1962 年11 月22 日中央批转这
个规定后，国营农场工作逐渐得到了改进。
除了制订综合性规章外，我还制定专业性的规章。如《国营农场机务工
作制度》，《国营农场建场程序暂行规定》，《畜牧生产规章》，《农业生
产规章》，《农业机械田间作业技术规程》，《橡胶技术规程》，《割胶、
制胶劳动保护》，《国营农场经济核算试行办法》，《农业机械、油库和修
配厂安全技术规程》等。从1961 年初到1962 年底，制订和修改的规章制度
共有三、四十个。其中有些是我亲自起草或修改的，有些是我主持搞的，虽
然不尽完善，但使农垦系统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对改善和加强国营农场的
管理起了积极作用。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各行各业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困难不断得到克服。从1962 年到1966 年，随着国
民经济情况的好转，农垦事业也在稳步发展。到1965 年底，全国国营农场已
由1957 年的916 个发展到2310 个；职工队伍由44 万人扩大到260 多万人；
耕地面积和机械化程度以及大牲畜、猪羊存栏数大大增加；粮食总产量由
14。5 亿多斤提高到71。6 亿多斤；棉花由36。3 万担提高到将近142 万担；盈
利企业由过去的30％提高到41％。农垦企业到1965 年盈利总额已达到1。5
亿多元，从根本上扭转了亏损局面。
然而，正当国民经济走出低谷，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一场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
第二十七章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 年5 月4 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
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其中援引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的斗争。单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
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
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当时党内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我自己，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
化大革命”不理解。我们经过28 年的武
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
又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
到了这年夏秋，问题进一步清楚了，原来革命的对象是“隐藏在党内的
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重点是整“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
的命”。我虽然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人物，但在反教条主义中是作了
犯错误结论的，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且会成为新帐老帐一起算的人。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大约是9 月10 日，谭震林和李先念两位副总
理把我找去，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马上到黑龙江垦区抓两件事：一是当年
黑龙江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一定要保证颗粒归仓；二是设法保证交通运输，
把收上来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指定地区，特别是轻重工业多的地区。
我即领命北上。到哈尔滨后与省委书记杨易辰商量，具体落实两位副总
理的指示。当时，黑龙江垦区成立了很多群众组织，群起造反，使党委基本
处于瘫痪状态。我出面找了三个群众组织的头领分别做了工作，取得他们的
支持，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于9 月底返回北京。
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因黑龙江还有些遗留问题，我又回去了。这
期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会后全国一片大乱，普遍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
的残酷斗争。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煽惑下，各级党政机关都遭到猛
烈的冲击。
我在东北已不能继续工作了，返京之前，和部办公室一位同志通了电话，
了解到部机关也大乱，出现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名目繁多的“战斗队”。
农垦工作的一些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领导同志的讲话，以至工作上的不
同意见，或被视为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加以肯定，或被当作反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彻底否定，而我成了几个群众组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