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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军思想和人民解放军固有素质及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社会主义
觉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学会在现代——原子时代——条件下及复杂情况、
复杂装备条件下的诸军种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社会
主义建设”的训练方针，这就使训练方针的表述更加准确和完善，也使军训
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
根据前述方针，我们重点抓了现代条件下合同作战的演习。记得训总成
立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北京阳坊地区连续组织了9 次防化演习，全军有3000
多团以上干部来参观见学，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到了现场。6 个月后，由叶帅
亲自担任总导演，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抗登陆演习。参加这次
演习的有陆、海、空三军指战员4。8 万人。
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组织进行的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
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演习。目的在于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
作战经验，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军队指挥员和军队。
在演习中苏联、朝鲜、越南、蒙古等国都派了军事代表团来参观，党和国家
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到了现场。通过这些演习，
丰富了我军在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知识，取得了诸军兵种合同战术训练的经
验，从而把我军的训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57 年年终，由于叶剑英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由我来接替他担
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然而工作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反教条主义
运动开始了。
提起这件事可以回顾一下当时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
全国解放后不久，我党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
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艺术，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等，到1957 年反右派， 1958
年批判反冒进及“少慢差费”等，一浪高过一浪。由于1957 年9 月召开的中
央八届三中全会，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斗争
始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成为当时的指
导思想。在其影响下，人们观察与分析问题总要戴上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
于是，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被混淆了，许多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了。
这时期的国际形势对我们也有影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对斯
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方面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贯正确的迷
信；另一方面也由于否定斯大林，引起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
命的倾向，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思想混乱。不久，我们连续发了两篇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澄清了国内外的思想混乱。毛泽东
也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提
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
机械搬运”。还明确指出，学术界、经济界都还有些问题。
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当时的处境，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毛主
席提出“苏联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把苏联
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当时各行各业都请苏联顾问，全党、全国掀起了
学习苏联的高潮。五十年代前期我军正规训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
向苏军学习。当时陆、海、空和陆军各军兵种，翻译了苏军战术、技术等教
材有几千种，各部门都选择与自己有关的材料，认真学习。在学习中，带来
了一些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偏差。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察觉了，正在注意
纠正，如到1956 年底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编，这实际上是对
“一边倒”学习中产生偏差的纠正。即使是那些偏差，也是在学习过程中产
生的，何况正在纠正中呢。
但是，由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的“左”倾，影响了军队对学苏联问题的
看法。本来是“一边倒”时期的个别偏差，被上纲上线，夸大成方向性、路
线性的问题，甚至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纠偏。
1958 年军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6 年6 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
通知》，训练总监部在组织学习中央这个通知时，回顾了建国以来学习苏军
经验的情况，检查了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随着学习的深入，对全军
的训练工作，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向苏军学习过
程中，存在某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毛病。比如，对苏军条令、
制度中某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东西，没有加以选择地套用。同时，也认为，
我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学苏联的，因抗美援朝急于用，不抄不搬一部分
也不大可能。因为那时我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技术教材和
战术教材自己一时写不出来，只能用他们的。这样，必然带来一些副作用。
但总的看，建国6 年来，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只是前进中的支
流，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
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
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
与此同时，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时，也产生了分歧意见。一部
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
考试形式，反映强烈，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受
不了。也有的学员给上级写信，反映军事学院“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
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
当时训总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
他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
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影响，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
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
义联系起来。由于是带着框框去军事学院调查的，张宗逊对少数同志的意见
未经核实和分析，形成了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的结论。同去的总政治部副
主任甘泗淇还在学院政治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时期
还传出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这样一来，军委对学习苏军经验也引起了重视。1957 年2 月，国防部长
彭德怀又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两个月后，彭总给中央和军
委寄来一份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做了这样的评价：“。。在过去几
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
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
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
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从学院方面来说，在
成立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
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 年9 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
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
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显然，彭总的报告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基本否定的。当时，在
北京主持工作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组织讨论这个报告，我参加了。我对那种
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
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
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
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还不能说是在整个教学内容上都“与我国我军的实际
情况不相适应”。
主持会议的黄克诚认为报告对军事学院的评价是适当的，不赞同我的意
见。我坚持认为，应当肯定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黄克诚则认为，
报告并没有否定学院的成绩。我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
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