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地宛平县的马栏村完成了，前后花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
我写小说，容易传开。知道的人多了，就来问我，因此，对我形成一种
无形的压力。这又鞭策我下决心进一步把书稿修改好。在随后的四五年中，
我先后作了三次大修改，还有多次小的修改。越改越觉得好些，人们再问我，
也不紧张了。
在晋察冀边区，有位民主人士问我是不是写了一部小说，我不否认，只
是笑着对他说：
“我是中学生学作文呵！”
他说：“中学生是20 岁以下的青年，哪有司令员当学生的？”
我重复着答道：“学习，学习作文。”
当时晋察冀边区的著名新闻工作者邓拓，知道我写小说的事后，也来问
我。因我们常打交道，较熟悉，我就稍详细地同他讲了。他问我能不能给他
看看，我同意了，并请他提意见。这部小说，邓拓算是第一位读者。几天后，
他将原稿退还给我，真给我提了好意见。后来我根据他的意见又作了补充修
改。 1988 年小说出版时，邓拓已在10 年浩劫中离世了。我特地邀请他的
夫人丁一岚出席首发式，以报邓拓的知遇之情。
1944 年夏，我到延安，有一天陈伯达当着我向一位长者说：“他写了一
部长篇小说。。！”我看他的态度略有轻脱，长者听了似在沉思，无多表情
地说：“写文学作品呵。”我有点尴尬地答道：“东施效颦。”然后就相对
无言地过去了。
总之，对我写小说，有的同志因对我的创作意图不理解，颇有微辞，更
多的人则是寄以善意的期望。
完成的小说草稿， 40 余万字，加上几次修改，已是厚厚的一摞。在当
时紧张而剧烈的战争环境里，要把它保管好很是不易。先佛为此极为关注。
后来还有过一段手稿失而复得的小插曲。那是在1945 年9 月，抗日战争
胜利后不久，我同聂荣臻司令员从延安
乘飞机到张家口，先佛在出席党的“七大”后仍留在延安。解放战争爆
发后，她和一批干部从延安去华北，带着几岁的孩子，也带着
这包手槁，赶往承德。那时，没有火车、汽车，天天紧张行军，无论怎样辛
苦劳累，她都亲自把手稿带在身边。一天，到达河北滦平县，
走了一天，又饿又累，便在附近的一个部队驻地休息。她们吃完饭，几个人
就铺床睡下了。真是忙中添乱，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发现装手稿的皮包不见
了，心里十分焦急。她深知这是我多年的心血，要是丢了，我会非常难过的。
一定得找回来！她决定找到再走。
当地驻军上下都发动起来帮助找这个皮包，整整找了一天，没有找到踪
影。大家分析，皮包可能丢不了，因为有人以为皮包里装着什么贵重物品，
等看到皮包里全是草稿纸后，大家又那么紧张地寻找，也许会甩出来的。果
然不出所料，就在那天晚上，她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听到外面不远处有人
敲汽油桶的声音，她便警觉地走过去，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这个皮包放在汽
油桶上，但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后来，在1958 年反教条主义及“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中，有人批判这
部小说，有意借此打击我，先佛便感叹他说：“要是当初不找它就好了，省
去了许多麻烦。”我说：
“不一定，在大搞政治运动时，如果我拿不出草槁供批判，他们更会对
我穷追不舍，如果那次没找到，那麻烦更多。”
戎马倥偬中利用业余时间急就的作品，自己虽作过几次修改，但总感到
还太粗糙。一直希望再花点时间把它改好。自己都不满意的作品，是不应该
拿出来示人的。
然而，后来革命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我的本职使我不能为此事再花费
时间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接着就是全国解放战争，我从华北转到华中、华
南。全国刚解放，军委又令我主持军队和军事院校的训练和管理工作，不仅
有繁重的事业，而且自己也要提高，参加现代化的军事学习和研究。加之抗
美援朝，形势紧张，以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实在没有时间去修改了。
一放就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1958 年军队批判“教条主
义”的运动中，在我受到错误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时，小说草稿也被拿出来批
判，一部历经21 年劳作的书稿竟也招来横祸。
一天，我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听说你写了一本小说，大家要你拿出
来看看。”我手握听筒，半晌无言以对。多年来，许多人让我把书稿给出版
社，我都没答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曾亲自上门找我，表示要配备最
强的责任编辑把书改好，我也没有应允。因为我是想自己改好后再拿出来。
现在却成了这个局面。我轻声说道：“那只是一个初稿，还没有加工。”
对方的声音低下来，一会儿话筒里又传来对方的声音：“他们说，要的
就是初稿，初稿可以反映你的灵魂。”看来不想拿也得拿。我从书柜中取出
尘封已久的书槁，信手翻看着那布满勾勾画画的文字，心潮起伏难平。索要
手稿，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要找点批判的新材料。但我心胸坦白，我觉得我
就是写得不好，也是写打帝国主义，打国民党反动派呢，就把书稿送去了。
不几天，小说稿被打印出来，但附上了“供批判用”的字样。我理所当
然地要去接受批判。会议期间，我的身体真有点支持不住了。医生建议我住
院，可是没被批准，我只好坚持着。我同先佛商量，生活搞得好点，我要坚
持下去，也要看看斗争的结果。
任何事物常常有两面性，对我的小说的批判，却带来一件顺心的事。我
将草稿交去后，他们为广泛批判，让打字员从头到尾，打得一清二楚，装订
成三册。我这个被批者也“享受”了一套。当时心里挺高兴，如果以前能有
这么个本子多好呀！直到现在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或想到这部书稿，就感
谢打字员，这位打字员是我在军训部工作时期的同事，以前帮我打过不少文
稿，对我的字迹和勾划习惯很熟悉，“供批判用”的手稿，因多次修改，勾
划更加繁乱，经她打出，很少遗漏或错误，更便于阅览，我得到这个“善本”，
就把原来大包手稿送到火炉去了。“文革”时期，造反派算我的老帐，又油
印数百份。这个“供批判用”的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就“出版”了两次，读者
不少。
批判的调门一次比一次高，“帽子”越戴越大。我自己在受批判期间，
也认真读了，看到要增加或删去的地方，也留下了腹稿。
有人说我宣传“战争恐怖论”。我想，估计那是指书中写了敌人飞机炸
弹落下后，有几具肢体不全的血淋淋的尸体。经过战争的人都知道，炸弹不
是玫瑰花，爆炸过后的情景实际比我描写的更惨不忍睹。
有人说我“污蔑劳动人民”。我始终想不出这所指何处。无论从主观还
是客观上，我都把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关怀和帮助看作是胜利的源泉，自信毋
庸置疑。
还有人说我以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自况，借书中人物之口来喊“打倒共产
党”和“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真让人啼笑皆非。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对早已打入冷宫的小说稿《罗霄军》进行
批判，有人说：“老虎早就死了，再打还能打活？”造反派说：“死老虎也
要打”，要以路线斗争的新观点来批判我和这本小说，一时间，大字报铺天
盖地。那个年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向反面转化。“文
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随着“左”的思想逐渐肃清，对我及小说的不公正
批判和不实之辞也随之被推倒。
1971 年林彪叛逃后，我重新为党工作。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把工作做
得更好，对小说的修改还无暇顾及。1985 年底，军事学院撤销，国防大学成
立，我从第一线退下来
后，在先佛、《诗刊》总编辑张志民（抗战时期在平西根据地的战友）、
十多年来与我朝夕共事的秘书张国琦等的鼓励和催促下，在解放军文艺出版
社的支持下，才下决心再来修改这部书稿。
我取出原来的两种版本的批判稿，在他们帮助下修改了。
动笔前，我曾作了这样一副对联用以自勉：
雕虫半世纪，今再操刀，告老不惜老。
戎马六十年，乐得解甲，赋闲再难闲。
我把对联写好后，挂在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