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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军组织及后勤外，更注意的是想法脱出危险的战略处境。弼时看出了我
的紧张情绪，问我：“怎么样？”我说：“坚决向东去，脱离这个地区，争
取主动。”
一天下午，我们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
队后，占领了东去江口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吁派出了强有力
的警戒。我当时最大的顾虑是敌人控制这个路口，堵我东去之路。这样就得
回到原来不利的战略地区。幸好，这个路口我们及时控制了。并在当地老猎
户引导下，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见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从沟底鱼贯
而东。这时，南面的湖南补充第2 纵队陈铁侠部，北面的桂系军队早已发现
了我军主力。将近黄昏，敌人从南面进攻，黄昏后北面也打响了，这时，我
军除警戒部队外，陆续东去下到夹沟。我亲自站在路口指挥部队行动，午夜，
绝大部分过去了，我又令两侧掩护部队，撤到路口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跟进。
天亮，我与后卫一起出了夹沟，看到了正在东升的太阳，才松了一口气。这
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全军团大局的军事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
心胆为之震惊。我曾写了一首《红日东升》的诗，记录当时的心情：
封锁重重往复返，
满腔热血九回旋。
通宵苦战见红日，
百战老兵为一叹。
从此，六军团脱离了贵州和广西、湖南军队的围追堵截，同贺龙、关向
应、夏曦同志领导的红三军相距日近了。
这次行动历时80 多天，跨越敌境5000 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绝
对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
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
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这时期，我体会最深的是红军战略方向要对头，战术上也要搞好。作为
一个独立的军事指挥员，在考虑与决定战略方针时，就得考虑为完成战略目
的的战术问题，如行军、作战、宿营、警戒等。中国古代兵书多讲过此类问
题，历史上的淝水之战，东晋之谢安如果没有刘牢之部渡淝水后的奋勇攻击，
打开突破口，晋军就不可能全面展开，也就无法击溃符坚的大军。大革命时
期，广东革命军北伐采取长驱深入的方针是正确的战略，如没有前线大大小
小的战役、战斗胜利，就不可能进至武汉。我们在西征的整个过程中，始终
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况，不仅没有战略优势，战术上也很少优势，要取得主动，
关键在于寻找优势，化劣势为优势。敌人在分进合击，分路围攻，我们就可
以找到局部的优势，以自己的猛勇果敢的动作，战胜敌人。进攻中是这样，
退却打败仗时也要这样，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善于审势与审机。如在贵州东
部，敌人是大优势，但当时在石阡至镇远大道60 余公里的地段，并非优势，
何况我们又是突然来到的呢！
我们总是希望打胜仗，大胜最好，小胜也是好的。我们没有兵工厂，缴
一支枪，一袋子弹，就能激励士气。我总是提倡这样一种精神“勇敢冲锋”。
这句口号是第一次反“围剿”早晚点名的第一句口号，很能振奋军心。我对
部队的要求是，只能赢不能输。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前卫与敌遭遇，立即冲
锋。打死打伤几个敌人，就可以弄清敌情。即便战略不利，战术上只要不输，
就可以鼓舞和保持士气。永安关之战，击溃敌两团，歼其半团，对制止湘敌
的战略追击有很大作用。甘溪之败，被敌压到西面，使我在贵阳以东，乌江
以南，清水江之北地区，陷于严重的危机，经过十余天的回旋作战，既会打，
又会走，达到战略目的。
回忆西征以来的战斗，心情很不平静，那时我年壮气盛，耳聪目明，手
脚敏捷，图囊、望远镜，从不离身，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打仗无论胜败，都
有直接责任。
1934 年10 月24 日，红六军团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
师。在此之前，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甘溪之战被截的17 师49、51 团之一部，
在黔东根据地之沿河地区，与红二军团的一部先会合了。
在木黄，我和任弼时、王震等与二军团首长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
欢聚一堂，并立即对当时整个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行动方针，进行了审
慎的研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在湘粤佳
边苦战，夺路向西转移，二、六军团就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我们两个军
团会合的时候，二军团有4000 多人，六军团有3000 多人。当时人家说我们
有万把人，其实只有8000 子弟。但士气旺盛，武器齐全。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红二军团在与六军团会师之前，在贺龙、周逸群、
邓中夏、段德昌、夏曦的领导下，在湘鄂西苏区建立工农兵政权和游击队、
赤卫队，由于强大敌人的残酷而长期地进攻，加上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
和肃反扩大化，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后来，在湘鄂
西分局的领导下，在湘、鄂、川、黔边主要在黔东等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游击战争，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
组织；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同时在黔东各县建立了地方武装。二军团有了这
块不大的根据地，战略上，精神上有了依托，利于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
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南、贵州
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
尽管是这样，但黔东根据地纵横才200 里，人口只10 万以上，人少粮缺，
从两军团会师后的发展前程来说，是不理想的。很需要找到更好的发展方向，
我们把四周的地形、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统一研究一下，认为湘西澧水流
域上游，最适宜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我们决定向湘西进军。
湘西经济虽然落后，但我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有些县在大革命时期就
有党的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是二军团活动的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
龙在这些地区政治影响很大，人熟地熟，有利于我们发展。湘西的敌人只有
陈渠珍部3 个保安团，和民警团防约万余人，加上杂牌军杨其昌、车鸣骥、
雷明九、廖怀中等部约4000 人，总兵力不过两万，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我
们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
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才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发展、
壮大，扩大部队。
10 月25 日，任弼时、贺龙等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以
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并具体说明“两军团
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第二、在加强黔东根据地的党和地方武装的领
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原有根据地的同时，“主力由松桃、秀山间
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但是，中央军委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在26 日的复电中指出“二、六军团
会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单独依中央及军委指
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属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六军团应速以军委累
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在（再）延误”等等。
对于中央复电，两军团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军委对我们的实际情
况不够了解。为此， 10 月28 日，我们又以夏、贺、关、任、萧、王的名
义再次电告军委，“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
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利于敌之各个击
破。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
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我们的建议还没有得到批复，但当时的军事形势逼着我们还是集中行动
了。因此，当时既没有统一的番号，各自称原番号，也没有统一领导机构，
只是在行动中形成了以贺、任、关为核心的统一领导。组织机构和人员作了
一些调整，红三军番号改为二军团，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军团政委，关
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六军团仍由我和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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