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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冲锋、集合等动作，要求精通熟练。以前我读历史，看到项羽退至乌
江只余28 人，还保持一正一奇的战斗态势，未自杀前，汉兵不敢轻易接近。
17 师也能达到这个要求，班跟排，排跟连，走散了相互找，总要在一起。战
斗时，攻得猛，守得住。即使打败仗也能保持建制，上不失指挥，下也听指
挥。遇到敌人，只要在运动中，甚至刚刚进入防御，都会给他一个猛冲。反
之，任何时候，敌人刚到我阵地前，各部不待命令就反冲锋，必有缴获和俘
虏。这已形成了部队的作风。战争时期，指挥员最重要的指挥艺术，是指挥
部队打胜仗。打败敌人，缴枪、抓俘虏，最能提高士气，也能提高指挥员的
威信。红17 师处于那么多敌人的围攻追堵，仍士气旺盛，回到湘赣苏区，还
没有得到休息补充，又继续打大战，就是因为大大小小的胜利，上下都树立
了信心。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苏区的群众太好了！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群
众、地方政府、游击队就把周围的情况告诉我们，极有利于我们了解情况。
我们行动的地区，多为失败了的苏区，敌人摧残得特别厉害，群众粮食本来
就很困难，他们还省出来给我们吃。像幽居、寒婆村、周坊等地，群众生活
很苦，他们还是省出薯丝、米、笋干来供给我们。我们在湘鄂赣苏区，有时
一天只吃一餐，但大多数日子是吃两餐，就是在浏阳坳杀马吃那天，我们早
上也吃了饭。群众带路就更不用说了。还有寄养伤员，龙门厂一仗我们伤了
二百多人，到虹桥，抬又抬不动，就把重伤员分散在群众家里，老百姓也接
受。没有这样好的群众，要保留那么多的力量是不行的！所以我讲，湘鄂赣
苏区的人民群众对革命有很大的功劳。从红17 师短短两个月的行动中，可以
看出群众对红军的胜利起了多大的作用。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红17 师的北上行动，是失策的。军委要我们北上，
是因为那时福建19 路军发生事变，中央红军要向北发展，才要我们由河西向
九江马回岭、南浔路牵制蒋介石。我们的配合行动是积极的，可中央当时在
“左”的思想指导下，认为第三势力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危险，
虽然双方定了作战协定，但没有积极配合他们，却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
垒地带。从军事来说，我们一个小游击兵团加上不足2000 人的16 师，北出
南浔路，很难达到破坏南浔路的目的，也就不能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对支
援19 路军的行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其次，从湘赣苏区来说， 17 师北上
与18 师分开行动，致使湘赣苏区的中心根据地受到损失。待17 师回到湘赣，
与18 师会合时，永新县城已经失去。这时红18 师实际只有52、53 两个团共
五个营，红17 师也削弱了。应该说，这是受中央“左”倾错误影响造成的后
果。
我们回湘赣苏区后，敌人乘我长途行军疲劳和严重减员之机，大举进攻。
当时， 49 团有个文书在莲花叛变投敌，把我们北上时遇到困难和损失的情
况告诉了敌人，敌人瞧不起我们了。我们一到永新地区，敌人就来找我们决
战。4 月5 日，敌第15 师加上16 师一个旅，共8 个团，由永新向里田、沙
市前进。那时永新城虽被敌人占领，但群众是我们的，城里还有我们的秘密
组织，敌人什么时候出发，有多少队伍，我们前一两天就得到了情报。
4 月5 日清晨，我们以3 个团进入里田到沙市大道北侧四五里地隐蔽。
战术部署是：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先头旅，即在敌先头部队进入里田与
沙市之间尚未集结构成战斗队形前，三个团同时突击敌人的先头部队。我把
突击重点选在沙市至汤溪陇一段五华里的山坡上， 49 团、51 团为右翼， 53
团在左翼；红军学校摆在禾水南岸，侧击敌后续部队增援和先头部队回窜。
这样的布置，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是劣势，但从战术上说，我在5 华里的行军
道上，集中了3 个团，却是优势。
上午9时许，敌第15师43旅进至沙市东面的小高地，我51团首先向敌
发起攻击，将敌人的先头部队冲乱了。49 团和警卫连同时冲上山头， 52
团和其他地方武装也向敌人猛攻。只40 分钟，便把敌45 旅两个团击溃，残
敌仓皇向东逃窜，我军一直追到里田，全部消灭了敌人的先头部队。这时，
敌人的后续部队赶到了里田。敌人有8 个团和15 师直属的特务营、工兵营，
消灭了它两个团，还有六个团两个营，仍占优势。我们处在运动中，建制较
乱，我下令停止进攻，撤到台岭、南坟，准备迎击敌人的再度进攻。
下午2 时，敌人来进攻了。我命令部队，一枪不打，让敌人进到工事前
三、四十米时，手榴弹一投，立即反击。敌人抵挡不住，我军奋勇追击，到
黄昏，歼敌一部，残敌向里田退去。
沙市战斗是一场成功的伏击战歼灭战。消灭了敌人一个旅，活捉旅长侯
鹏飞、团长徐本桢及参谋长赵楚卿，并给敌另两个旅以重创，这是河西战场
五次反“围剿”以来一个最大的胜利。
我们回到湘赣苏区的前几天，前往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大会的王震也回来了。他带回来两个本子，一本是军委关于战术的指示，讲
堡垒对峙下的战术动作；一本是“支撑点构筑法”，讲支撑点的构筑法及与
敌堡垒对峙的战术。我们回来看到这个材料，感到这种战法主力很难集中，
与过去运动战、游击战不同，但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是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
既然是军委的指示，当然要照此执行了。沙市战斗后，我们在松山、钱市打
了两次阻击战，搞阵地对峙，虽有缴获，但付出很大代价。尤其是金华山争
夺战，虽从敌人手中夺回了阵地，但我们自己却伤亡400 多人。
这时，敌人又从中央苏区调来了李抱冰第53 师和鲍刚独立第46 旅，在
永新与莲花之间构筑碉堡封锁线。军委强调所谓阵地防御战略，我们也到处
修碉堡。主力被派去修工事，地方武装也去修工事。如永新埠前区少年模范
队有3 个连， 200 多人，都有枪，有战斗力，但全部去修工事。碉堡修好
后，同永新城的敌人对峙起来。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敌人对苏区层层包围，严密封锁，占据苏区中
心永新、钱市、石灰桥和里田等地，我主力与几方面的敌人对峙，他攻我顶，
我攻他顶，堡垒对堡垒。敌人子弹多，有重武器，我们没有，伤亡大而战果
小，整个战局越来越被动。省委及后方机关，被迫转移到石灰桥南牛田去了，
我军主力集中于石灰桥东南山区，很难机动。我因子弹少，不愿和敌人对抗，
有时对进攻之敌顶一下，也带着战术上的取巧心理，并非大计。6 月下旬的
一天中午，永新、钱市几方面的敌人向我进攻，我看打不出好仗，没有时间
请示军委、省委，就离开永新地区，翻过南山到牛田一带和省级机关一起行
动了。
当时，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红军总应该打胜仗，可这两个月为什么仗
总打不好？离开了基本根据地，今后如何办？但我又想，天无绝人之路，总
会有办法的。省委和省军区开会，对局势进行研究，决定向遂万泰和井冈山
地区发展。
7 月18 日至19 日，我们围攻五斗江，7 月23 日围攻衙前。这一带都是
山区，包括拿山、关背在内，地域广，回旋余地大。如果工作做好了，我们
是可以不走的（指后来的西征）。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行过
“左”的社会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
水”农民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标准等等。这样，
就使群众情绪对立，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特别是1929 年1 月红4 军下井
冈山后，对井冈山原来的“绿林”武装领导人后来成了共产党员的袁文才和
王佐，作了错误处置，使湘赣苏区长期背了一个大包袱。当时，我们想恢复
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都躲起来了，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
作，没有实现，我们的活动范围没有扩大。
7 月下旬，中央命令我们西征。这时，我们确实十分困难，必须突围转
移了。
第十一章先遣西征
1934 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