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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近代文论选讲
一、近代文论的总特点
中国的近代社会，包括1840年～1919年前夜这八十年左右时间。近代社会的总性质、特点，大家比较熟悉，不讲了。
近代文学思想的总特点，是和整个社会的性质一样，从闭合性的体系逐渐转变到开放性的体系。前此，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除了印度佛学之外，几乎没有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一套古典美学和传统文论思想体系。到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鸦片和大炮，欧美近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包括他们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很快输入到了中国，猛烈地冲击和改造着中国旧有的美学和文论体系。当然，中国传统的美学和文论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并不甘示弱，也在努力地排斥或者吞噬、消化着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想，从而形成了激烈的斗争和融合。但总的情形是并没有融合得很好，这个任务只能历史地留给了现代、当代，乃至于将来去完成了。
正由于上述原因，近代的文论并没有形成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文学思想体系。其中较早些的文论家仍然在阐发传统文论中的积极内容，总结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传统。在这方面，最有成就的应该说是刘熙载的《艺概》，以及陈廷焯、况周颐的词论。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改良派的文学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早期的代表任务是黄遵宪，随后，更为激进的是梁启超，他主张以“欧西文思”之输入作为“起点”，明确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由此开始了东西方文学思想的直接交流与融会。而在这一方面真正作出了很大成绩的，是王国维，他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思想向现代的过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把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思想和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有机结合的第一人，虽然他并没能结合得很好。
二、 本课要学习的近代文论内容
本课要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三家文学思想：
1、刘熙载《艺概》选录
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节录
3、王国维《人间词话》选录
1、刘熙载的艺术辨证思想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熙哉，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性敏悟，多才博学，以经学研究为主，精通音韵、算术，能诗词，善书法，精于诗文品评。《艺概》是刘熙载文艺美学方面的代表作品，最为后人所重。
《艺概》是刘熙载历年谈文论艺的总汇，定稿于同治十二年（1873），全书不足十万字，包括《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个部分，以文、诗、赋、词、曲等文学评论为主，兼及书法评论、八股文研究，体现出带有时代特色的较为开放的艺术观念。全书内容丰富，语言简练，持论精到，是一部以分体艺术史形态出现的艺术理论批评著作，其中既勾勒出诗词等各个门类的发展历史，又以时代先后为序论述了不同艺术门类代表作家的创作特征、艺术成就，还对各类艺术的创作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了各类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总之，全书及各部皆以“概”命名，以少总多，以点带面，史与论并重且能互相生发，在写作方法上显示出刘勰《文心雕龙》影响的痕迹。
就《艺概》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内容来看，明显可见对传统文学理论进行总结归纳的综合性特点，体现出近代文论总结传统、继往开来的共同的时代特质。他对传统文论的总结并非机械简单的量化积累和汇总，而是时时能于其间阐发自己的独到见解，挣脱某个文论的约束，站在新的高度上以更为公允、辨证的眼光认识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修正历史上受到当时时代局限的理论观点，提出许多充满辨证思想、可资后人借鉴的艺术创作经验。
例如：
在关于文学创作的总原则上，《艺概》提出了“一”和“不一”的辨证论说：“《国语》言：‘物一无文。’后人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在关于文学的继承与创新关系上，《艺概》提出了“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在关于艺术意境的审美特征上，《艺概》提出了“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著于一偏。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
在关于文学的美学风格上，《艺概》强调阳刚与阴柔的相互调剂，要求“骨”与“韵”并重“情韵婉”和“魄力雄”的对立统一。
2、梁启超的小说理论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沧江，别署饮冰室主人。一生著述宏富，有《饮冰室合集》。
大体来说，梁启超的一生可以1918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以政治家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以觉世、醒世的政治宣传、思想启蒙为己任，同时兼及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后期则主要以学者的身份从事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在追求其学术研究的传世价值的同时，兼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时事政治的评论。因而梁启超在近代思想界、学术界、文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文学方面，梁启超积极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与其社会政治改良思想相呼应。“诗界革命”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前期的诗论代表作品《夏威夷游记》（1891）、《饮冰室诗话》（1902—1907）中，主张将“新思想”、“新境界”、“新语句”与传统诗歌的“旧风格”相结合；“文界革命”的核心在于提倡大量引进“新名词”，以“俗语文体”表达“欧西文思”。 两者的最终落足点都在于通过文学改良来改良民族精神，改良国民和社会。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告小说家》（1915）等文章中。它们大都作于梁启超主要作为政治家、思想家从事社会改良、思想启蒙活动的前期，文章明显地视小说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重要工具，体现出带有时代特色的功利主义色彩，同时又是传统“文以载道”观念在近代新形势下的流变。其中发表于《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被视为近代改良主义小说理论的纲领、“小说界革命”的宣言。
从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历史来看，在通俗小说发展的初期，明代随着通俗小说创作的发展，一批文人曾集中发表过要求重新认识通俗小说、为通俗小说争取社会地位的言论，他们在立论方式上大多以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于正史乃至经史相比附，强调小说内容虽虚构幻化，不符信史传统，但贯穿其中的忠孝节义等思想观念却与经史相契，且具有经史不具备的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特点，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因此可嘉惠里耳，适俗导愚，教化人心，移风易俗。尽管他们对小说的艺术规律尚缺乏深入的认识，但他们从小说广泛的社会教育功用角度入手肯定通俗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却大大提高了本来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为小说创作的繁荣、小说理论的深化创造了条件。梁启超则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独特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下对小说的性质和功用作了又一次新的审视，认为小说具有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的巨大作用，在开导民智、变革社会方面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因而具有崇高的地位。在梁启超看来，正因小说与群治之间具有如此密切直接的联系，最后的结论必然是：“故今日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显然梁启超过分夸大了小说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使小说为政治改良、社会变革服务的功利性意图。但他的论述对于进一步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改变传统的小说观念，引发人们关注小说的革新发展，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变革时期总结和评价古典小说、认识和接受西方小说，进而建构新的中国小说创作和批评理论，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思想首先来自于从创作实践层面对传统小说的总结和评价。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