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笆·勃罗杰。
一天夜里，我听见办公室里有声响。我下楼瞧瞧什么事。
会不会迎面碰上一个小偷，或者一名好奇心太强的警探？不是，倒是一位漂亮
姑娘坐在那儿看报。我问道：“你怎么进来的呀？”
“打窗口进来的。这并不是第一次．你知道么？晚上，我来开会，你们吵吵嚷
嚷，没法静心阅读。”
露芭是从波兰尔佛夫城来的。本来在一家工厂工作，同时参加少共活动。那时
候，有一个奸细被揭发出来。这人已经向警察局告发了好些党的活动分子。党领导
决定消灭叛徒。一位青年犹太共产党人，名叫波特文，为此成立了一个小组。其中
成员有露芭姑娘。手枪藏在她家里。毙了叛徒，波特文被捕牺牲。警察还到处搜寻
其余的人。露芭只好离开波兰，来到巴勒斯坦，先在农村工作，后来在耶路撒冷当
油漆工。她加入统战运动和工人小组，同时参加救济政治犯的活动，但就是不肯加
入巴勒斯坦共产党，理由是共产党不懂得建立犹太国是历史的必要。
英国当局担心我们的统战活动，并且发布命令，禁止集会。工人小组的书记被
捕，是我接了他的任。1927年，英国人控制的犹太警察，在特拉维夫突袭工人小组
的一次集会。
我被捕后，在扎发的监狱里关了几个月。我在狱中头一次感觉到铁窗并非不可
逾越。为此，我就想办法联系一位尽忠于我们事业的女同志安娜·克莱芒’，让她
到逮捕我们的犹太警察局去当保姆。她经常查看新东家的口袋，发现了一份名单，
列着我们同志中犯嫌疑的人。她马上通知这些人，免遭逮捕。警长也没能脱身事外。
后来有一次示威游行，这家伙被打折了一条腿。
露芭效忠于我们的组织，也付出了代价。1926年和1927年，她在海法和耶路撒
冷两次被捕。
海法支部是巴勒斯坦最强的支部之一，党派我去当支部书记。这个支部在工厂
和铁路方面很有影响。我成了党的专业干部。我带着理想，初出茅庐，工作特别积
极。工作在地下进行，只有晚上，我才能小心翼翼地出门，可还得时时刻刻提防着
到处搜索我们的警探。我有点口才，一忽儿在这儿，一忽儿在那儿出现，向工人们
演讲。我组织政治工作，写传单，写宣言，主持会议，尽管我们的集会一直被禁止。
1928年年底，我就是在这样的一次集会上被捕的。这是第二次被捕，和另外二十三
位同志一道关进海法的监狱。有关系的文件都销毁了，所以警察对我们的活动没拿
到正式的证据。
接着，我被送进圣·让·达克中世纪的堡垒。待遇很坏，甚至要穿囚服。英国
当局没法证明我们的关系，拒绝给政治犯待遇，只把我们当作普通刑事犯。当时，
整个巴勒斯坦都知道，有一个面包师，是共产党员，被关进地牢后，几个星期一丝
不挂，不肯穿囚徒的宽条子囚服。我们关了很久，开庭审判毫无消息。我们是哪一
类都归不进去，谁也不明白该由什么法庭来处理。通过我们跟党中央的联系人，得
知总督赫伯特·赛穆艾尔爵士已经准备签发命令，批准把一切亲共活动的嫌疑分子
流放到塞普台斯岛。我们决定绝食，要求把我们释放，或者开庭公审。绝食到第五
天，我们连水也不喝了。我们的顽强终于战胜了虐政。绝食的消息传遍巴勒斯坦。
英国议会里，有几位工党议员向政府提出质问，揭露英国对巴政策的弊端。到了第
十三天，我们接到通知开审在即。
二十三位难友推举我以大家的名义发言。
审判的第一天，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身体己经支持不住，只好用担架抬到法庭，
但是只此一天，别无下文。审判刚刚开始，庭长站起身来，身边一边一个助理审判
员，用一种自以为带点幽默的口吻说：“你们真以为你们能让帝国雄狮感到麻烦吗？
你们搞错了！我们不开庭！你们已经被释放了！”
他一挥手，叫警察把我们轰出法庭。我们胜利了！
1928年，困难越来越多。经济恐慌在巴勒斯坦引起了失业。许多犹太工人，约
占总数三分之一受到影响，大批离境。
一年里，走了五千人，来的只有二千七。1929年又爆发了排犹暴动，有人被暴
众私刑致死。这些暴动还在巴共和第三国际之间引起了戏剧性的误解。在第三国际
看起来，排犹暴动标志着阿拉伯群众起义的开始，所以必须加以运用，同时指示巴
共到阿拉伯农村中去宣传反帝斗争。第三国际借口巴共没能在土著居民中扎根，提
出口号要“阿拉伯化和布尔什维克化”，仿佛在领导机关里，以阿拉伯人代替犹太
人，就自然而然地能在回民中间深扎下根。这种想法遭到巴共的坚决反对。一部分
积极分子认为第三国际的决定是冒险主义。
我也是这样看法。我们有一位积极分子，试图严格执行指示，结果在海法市被
人群用非刑害死。第三国际代表、捷克人斯梅拉尔，在耶路撒冷秘密活动。我们竟
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来加以保护。
这项荒谬的政策，削弱了我们在阿拉伯工人中间的影响。而巴共自己也闯了祸，
居然去保证苏联采取的解决苏联犹太问题的措施。
情况是怎样演变的呢？
十月革命以后，曾经考虑，苏联的犹太族人，应该在他们扎根的地区发扬光大，
比如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可是1927年，斯大林领导集团却凭空建立一
个犹太自治州，位置在比罗比疆，就在满洲边外。这个官僚主义的决定，人为地在
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国家，天气十分严酷，又没有任何犹太集团住过的踪迹。于是，
好几千人，男男女女，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乌克兰或者克里米亚——他们在那里
一向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巴共也接到指示，跟其他国家一样，以此为榜样，表示
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多么英明，同时鼓动大家到比罗比疆去。巴勒斯坦一个劳动队，
五百人，到那儿去创建一个集体，取名“新声”。这些人在斯大林清党以后，很少保
住残生。而巴共领导人呢，也是忠而见疑。莫斯科认为，这些人有必要改造改造。
巴共中央委员首途苏联，到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去学习。大概改造的成果，不及预计，
因为到了1935年，这些人全都被捕。
而我呢，继续在巴勒斯坦坚持战斗。警察搜捕是家常便饭。特拉维夫和耶路撒
冷都不安全。地方一共才那么点儿，知名的活动分子已经没法搞地下活动。我遭到
英国总督驱逐出境，只好乘船前往法国。我的行李虽然萧条，里面却有两份文件重
于黄金：一份是巴共中央的介绍信，批准了我迁地工作，另一份是过境签证。
第四章 法国
1929年年底，我在马赛登岸。海上走了一个星期货轮开得吭哧吭哧。我躺在甲
板上，脑袋枕着一盘绳索，悄悄思考问题。年纪不过二十五岁，流放倒经历过两次。
这倒没什么，天生的革命者，受迫害不在乎年龄大小，只有安居乐业的人才怕播迁
失所。巴勒斯坦的石子地并不怎样宜于安家种菜。
我瞧见天边的法国海岸，旧梦居然成为事实，快活得什么都不去想了。这不到
了法国了吗？
很难想象，对我这么一个没有国籍的年轻人来说，法国这个词有着多么动人的
魔力。二十年代，东欧的移民一般想当美国大叔。自己的亲故，不在华沙，便在布
加勒斯特。百老汇的擦皮鞋小孩，居然当了实业家，多么能鼓舞人的事业心啊！但
是，一个共产党青年，1930年才二十五岁，由于警察寻仇，被逐出了故土，自然而
然投入朝不保夕的阶级斗争，到处贩卖革命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可以迟疑
的？他的眼光不是射向红墙，当然便是射向巴士底狱广场。
对政治流亡的人来说，法国就意味着革命。在这儿，巴黎公社的社员们曾冲向
九霄，第十七团的士兵，曾跟发怒的葡萄工人交朋友，造反的旗号一向高高飘扬，
地方再远也望得见，所以流民逐客无不向这里会齐。当然，任何革命昔，想找第二
祖国，必然首先看中法国，可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却并不是真正的庇护所。当然，
那儿的警察眼在其他民主国家一样，都善于吹毛求疵。讲工作呢，乡绅们的共和国，
惯把最苦的活计给外国人去做。但是，这儿的法制，只要善于对付，总有空子可钻。
具体些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