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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索科尔夫妇，用电台发出去。每一个环节都层层隔离。组员只知道自己有必要知
道的事情。对这种组织来说，性命攸关的东西便是通信联络。
所以我们一开始便特别注意约会的技巧。
最安全不过的是两个人在自然的场合会面。比方说，1939年露芭和肯特会面，
非常自然，因为他俩当时都在比京大学上学。利用学校条件最为优越。不然，为了
赴约，两个人各自都得提前离家，在街上遛达。而在学校会面，各人只消照旧干着
各人的事，尽量别到会晤地点去遛达。原则上，乘地道车最好坐最末一节，最后才
下车，这样才便于观察前面下车的乘客，自己却没人能跟踪。换了车，再来这么一
套，直到确实知道背后实在没人盯梢。两个联络员这才各人找预先指定的公用电话，
检查一下电话本，看看约好的暗号是否做了记号。比方说第十行，第十号画了一画，
等于说太平无事。
会晤本身，看上去应该出于偶然，最长不过几秒钟，一般都在地铁过道里进行。
我有时在游泳池里约会人，只消两个更衣间连接在一起，而中间隔的板壁又不到一
人高。在这种条件下交换文件，确实十分理想。稍为变化一下，也可以利用比较冷
清的咖啡店和饭馆的盥洗室。两位情报员也可以在剧院碰头。当然，两个人是素不
相识的，碰头纯出偶然，各人的戏票也是别人代买的。
这种辗转投递的情报，一般写在极薄的纸上。重要消息则用化学墨水书写在一
封无足轻重的书柬行距中间，有时候，情报员投递情报，彼此却不用见面。一方面
把包裹搁在约好的地方，诸如树脚下，铜像脚下，另外一个人则稍为等一下，便去
拿了。照规矩，我们从不用电话谈工作。
在比京的时候，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了肯特，并一再叮咛，若非大祸临头，万万
不要使用。有一天，我刚回家，只听见露芭在打电话。原来是肯特在跟她讲鸡毛蒜
皮。我记得很清楚，我为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对我们来说，电话不过是一种检查手
段。每逢发完了报，我往往打一个电话到发报的公寓或别墅去。一听到熟悉的答话
声音，我马上把话筒挂上，这说明一切进行顺利。有时候我也用暗号，比方说：
“喂！某某先生住在这儿吗？ ” “他不住在这儿，你搞错了。”译成明码就是说
：“太平无事。”万一非打电话不可，那就说反话。“我离开巴黎”就是说“我呆
在巴黎”。“我星期一回来”就是说“我星期六在”。因为我们绝对不说真日子、
真钟点。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我们搞联络的技巧也与日俱进。1941年，我们
几乎已经炉火纯青。机器开动，由下而上，不出事故。然而，搞情报的人跟别人一
样，各有弱点，而且很不容易克服。例如阿拉莫最爱汽车。可是我们一般不用汽车，
因为领执照，出车祸等等，都会招惹麻烦。我很喜欢阿拉莫，所以为他开一个例。
他开起跑车来好似开飞机。有一天，他送我去诺克，跑车当真飞了起来。我出了汽
车，车子已经不成东西，我就是一声不吭。阿拉莫瞅着我大叫：“你骂我吧！ 骂我
吧！ 我差一点要了你的老命啦！ ”
“你要我说什么？ 傻瓜，你连一辆汽车都不会开。”
除非“因公”，喝酒是禁止的，赌钱也不行，情报员整夜玩牌，乃是最坏不过
的。棘手的是男女问题。又是那个阿拉莫，他有一天来跟我说： “告诉你，奥
托，我实在闷得慌。我当然愿意服从命令，可我到底不是和尚嘛。”
“别人在莫斯科怎样对你说的？ ”
“不准跟女人发生关系。”
“噢，你还没有动身就骟了。你想干就干。我只给你出三个主意：别去窑子，
别着迷，别搞朋友的老婆。”
阿拉莫基本上照办了。
搞秘密工作的人缠上了女人，真是后患无穷。白天，我们还能掌握自己的言谈，
举止。可是，夜里谁能一定不说梦话呢？ 对我来说，讲话还不算短处。我讲法语，
口音特重，语法也不怎么样，可是，我是比国人嘛，有什么稀罕呢？ 不过，也不一
定逃得过细心的人。有一次，在比京，肯特慌慌张张来赴约。他对我说：“我让人
看破了。我打电话租房子，房东问我是不是俄国人。”
“你把对他讲的话再说一遍。”
“先‘伤’，您好。”
我打断他说：“这就够了。”
房东认识俄国人，知道他们口音的特点，说不好“先生”。
这些小事故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也不敢说迟早不会由于这些小事情让盖世太保
发现我们的踪迹。
第十一章阿特雷巴德街…101号
1941年6 月26日，3 点58分，东普鲁士，克朗茨监听站值班员收到密报：“KLH
DE PTX 2606 0330 32 WES N 14 KBV……”
接着又是五个码，三十二组：〃AR 50 385 KLK DE PTX ……”
收报员记录下来。一时，报文是什么意思？ 谁发？ 谁收？ 都莫名其妙。若说是
从银河发来的，也未始不可。
从战争一开始，霄汉之间，电波嘈杂。各国特工各用密码交谈，有的发命令，
有的收回成命，有的传送情报。德国的监听站林立。克朗茨监听站不过是其中之一。
夜里老听到小乐曲，一般都是为了取悦于英国人的耳朵。可是这一次呢？ 这一次却
不会迎合英国“听众”的口味。
整整三个月，一直到1941年9 月底，德国人截获二百五十份乐章。到了这时候，
德国人才确实知道这些神秘的，翻译不出来的电报，都是发往莫斯科去的。
原来全都是“红色乐队”的电报。
德军总部接到专家们的报告，真好比响了个晴天霹雳。
什么都可以猜想得到，就想不到莫斯科。德军情报部和保安局不是老说在德国
本部，或是在德占区苏联一个情报组织也没有吗？ 他们到底有什么根据把话说得那
么样有板有眼呢？ 根据他们知道斯大林下的命令，禁止特工人员在德国境内搞情报。
在头一次截获密电的1941年6 月夜里，德苏破裂还只有五天。
短短五天就够落实斯大林发下去的新命令吗？ “红胡子”
作战计划投入行动的时候，德国特务头子海特利希不是向希特勒拍了胸脯吗？
他担保专家们的信念是可靠的。他还向希特勒打了书面报告，保证德国全境已经全
部肃清“共产余孽”。
这一重大发现迫使希特勒召开紧急会议。纳粹头子们也暂息内讧，联合起来。
海特利希拍错了胸脯，威信下降，但仍然起来掌握了局面。在他的领导下，主持军
事情报的卡纳利斯海军上将，主持情报的梯克将军，特工头子席伦堡，盖世太保的
大老板缪勒决定协同行动。第一线和第二线的情报人员，跟各色各样的警察特务，
全体出动，对付苏联间谍·。
在德军控制的任何地方，电波检查站全体出动，搜索日益加紧。德国人迟早总
会找出线索来，就得看他们的能耐和运气了。
果然，1941年11月，德军情报部派在比国的头子皮普上尉，在比京侦察出了一
部发报台。那时候，我们到底搞得怎么样了呢？1940 年底，我在比国布置几架电台，
碰到不少困难。我请情报中心给我联系一位能够修配电台的技术员。这样我才接触
了约翰·温策尔。他从1936年便在比国定居，领导一个专业小组搞兵工情报。
他的过去足以保证现在，年纪很轻，已经为德共工作；原籍革坦斯克，汉堡红
色堡垒的积极分子，熟识德共总书记台尔曼。他在鲁尔区建立了一个工业情报小组，
后来迁往比利时。他是地下工作的老手，对无线电专业又十分内行。
比京小组的全体成员都把他当老师，因为他能以身作则，既能培养报务员，又
在他的电台上发报。他收的头一个学生便是阿拉莫。1941年年中，法国小组缺报务
员。我决定派去两个实习生，一个是大卫卡米，一个是索菲·波兹南斯卡。 卡米是位百分之百的革命家，一位不分国界的战士。他是卡茨介绍给我的。他
们俩又是在巴黎第五区党支部里认识的。年轻时候，他在巴勒斯坦住过，后来又去
西班牙打仗。
“红色乐队”里不少类似人物。在加入我们这个组以前，他在法共担任技术工
作。他爱好无线电，又是一位很好的化学师。他布置了一个小小的地下化验室，制
造不少玩意儿，诸如化学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