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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个月，我们两口子接到通知，说有人来大学前厅找我们。我们下楼一瞧，
原来就是卡涅夫斯基。他满眼含泪，来向我们道谢。他刚出狱，说是所有的证人，
都对他落井下石。多亏我们俩的证词，救了他的性命。可叹，我们那样的证词，在
随后的年月里，完全不再可能了。
1937年，我听说我的朋友斯特罗姆被捕。他本来在塔斯社工作。我以为这是出
于误会，便申请为他作证。要一层层见到领导审讯的一位上校，真比登天还难。我
不得不去找一位军事情报的政工负责人：出面过问。这人以为我发了疯，竟然想去
为一个犯人作辩护。这简直是无知。
那位审案子的上校，不知道我找他干什么，对我很客气，请我喝咖啡，抽香烟，
最后才说：“司志，你来为斯特罗姆的案子作证吗？”
“完全对。”
“那末，我听你说。”
“我只不过是来说，斯特罗姆是无辜的。”
上校手里的笔掉下来，笑容变成冷笑，满脸狐疑，象块木板。
“你来就是为了谈这个吗？”
“不错，就是为了谈这个。我从小认识斯特罗姆。我知道他不是敌人，当然应
该来说明这一点。”
上校瞧了我好一会儿，对我说：“直率地讲，十月革命发生了危机。只要逮捕
一百人，其中有一个敌人，就有理由逮捕其余九十九个。这是拯救革命的代价。”
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该政权采取镇压政策的逻辑。
我回答说：“我瞧不出来，十月革命发生了什么危机。
我很吃惊，贵部成立已经二十年，竟然还不会分清敌友。”
第七章 恐惧
崇拜斯大林……不会犯错误，绝对不犯错误。
他是神圣，任何人不会比之更为有理。
提异议是大逆不道。谁不拥护，便是反对。谁不那么深信不疑，就给他灌输，
填塞。至于那些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那根本不配宽恕，只能与天下共弃之。
列宁一去世，以人名作地名，即便风行起来：列宁格勒呀，斯大林格勒呀，季
诺维也夫斯克呀，甚至有托洛斯克……电车停车场，也有光荣的称号，叫做市哈林。
正如庙会游行，为首是耶稣，后面跟着十字架上的宗徒、圣徒，苏联举行正式集会，
为首是斯大林的画像，后面跟着首长们的画像。若要恰切地把等级搞清楚，那只消
在大会上观察政治局委员入场的先后次序。
1934年3 月，党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没有采取任何决议。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代表们用举手的方式，通过一项议案：“用斯大林同志发言中提出的方针任务，来
指导自己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党完全由总书记一人控制。可任何事情，有一利必
有一弊。这种绝对的权力，专制的权力，已经开始显得暴虐的权力，经过十年扎根，
使一部分党代表感到担心。
中央委员秘密投票，形成一次最后的挣扎。台上宣布官方的选举结果，说是斯
大林和基洛夫两人领先，获得了全票。 内中只缺三票。事实却很不一样。二百二十位代表里面，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
在票上划掉了斯大林的名字。卡冈诺维奇主持选举，一见之下，吓得魂飞魄散，决
定把选票烧掉，宣市斯，基二人得票一样。当然，斯大林躲在幕后，看得一清二楚。
这就一步一步走向血腥的大清党，同时开始了所谓干部轮换制。陷阱的门户已经敞
开，革命的生命力都将从中落入深渊。为首的当然是出席十七大的人物。当选的中
央委员一百三十九人，几年内便逮捕了一百一十名。清党需要借口，找不到借口便
凭空捏造。1934年12月1 日，基洛夫被刺身死。
基洛夫当了多年列宁格勒区委书记。斯大林在1925年，派他到这个北方的威尼
斯去，清除季诺维也夫的影响。基洛夫为人没有架子，容易接近，很得人心。凡是
反对斯大林的人，举他为旗帜。十七大的选举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如
果举行民主选举，基洛夫一定当选为党的领袖。可是，当时谁也想不到，这就要了
他的命。斯大林消灭了敌手，同时借此为口实来发动清党。基洛夫当了牺牲晶，还
捉供借口，让人消灭自己的拥护者。斯大林立即亲自发动镇压，在血泊中解决问题。
一百来个犯人立即处决，罪名是指使了凶手尼古拉也夫。1935年1 月15、16日，审
判很快开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押上了被告席，并且招认自己是反对派的
头头，对于凶杀案该负道义上的责任。他们俩，一个判十年徒刑，一个判五年。说
实话，我们当时在大学里，谁也不信凶杀案有什么组织，只不过是什么激烈分子干
的事。
反正，谁也想不到后来的演变。
1935年土月18日，党领导指示全体地方领导“动员一切力量，消灭敌对分子”。
敌对分子，含义不清，内政部可以放手大干。为了揪出敌对分子，人人猜疑，家家
告密。报纸奉命催索罪犯，报纸文章连篇累牍，号召公民忠诚老实。这就是说，毗
舍邻居，同事同僚，舟车旅伴，街道行人，无一不是嫌疑分子。人人窥伺，个个监
临，彼此告发，举国若狂，奸细疫泛滥成灾。
社会各阶层无不波及。我的儿子米歇，在共产国际子弟学校上学。他讲给我一
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说明了间谍狂的心理，已经发展到什么田地。
有一天，一位布尔什维克的特派员，回到莫斯科，到学校探望他的儿子米沙。
家长探亲，学校照例举行欢迎会。家长在再次出差以前，对孩子米沙说：“过半个
月，我再来找你。”
第二天，这个人便被捕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孩子打听他父亲的信息。校长避不作答。后来又召集同学
们解释说：“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不是为了招待米沙的爸爸，开了欢迎会吗？其实，
你们看见的那个人，并不是米沙的爸爸，而是一个奸细。米沙的爸爸已经给资本家
害死了。所以，我的孩子们呀，正如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样，一定要加倍警惕，揭发
人民公敌。”
孩子们响应号召，便在学校附近搜索奸细。有一天，他们在街上发现一个怪人。
这人身材高大，体格壮健，身穿加巴丁长外套，领子竖着，帽沿低压，眼戴墨镜，
手拿黑书包，不用怀疑，肯定是个奸细。孩子紧紧跟踪，瞧着他走进一家工厂的大
门。这群穿短裤的小侦探，马上奔向门岗，责问他说：“你疯了？让奸细进了厂门！”
门岗吃了一惊，接着发笑说：“你们说的那个‘奸细’，乃是本厂厂长。”
审判开始了。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遭受莫名其妙的指控，成了法国、
英国、波兰和不知什么国家的特务。
证据呢，都是伪造的，不成体统的。每审一件案子，必定宣读一份政治局委员
的名单，说他们都是被告企图谋杀的对象。名单随时变换。有些谋杀对象，过几个
月却以搞恐怖的罪名，在被告席上出现。这种悲惨的现实，破绽百出，本该使最盲
目的人也会恍然大悟，然而在苏联公民中，却形成无边的恐怖。国家机器制造出一
种难以置信的群众心理，一时风靡全国。举措失度，不讲道理，席卷全苏。象加米
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那样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作出那样的招供？全世界千
百万人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长期得不出答案。甚至在苏联本土，捏造谎言，弄虚
作假，黑幕重重，一主要过了多年，才部分揭开。1964年暂时解冻，科学院出版苏
联史第九册，内中写道：“基洛夫被刺以后，1935年1 月，1936年8 月，1937年1
月，1938年3 月，四次审判原反对派的成员。三次公开进行，指控全体被告：叛国，
通敌，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高尔基以及另外一些人。经过材料分析，证明案件
的审判显然违法合法的规范。即使公开审判，也有违法之处。
指控根据证词，完全违法无证不起诉的原则。卡尔·拉狄克在审判时声称，全
部案情只根据两份供词。一份是比亚塔科夫的供词。一份是拉狄克本人的供词。他
挖苦地问维辛斯基说，‘本人之流既然是土匪，特务，那么供词如何又能作为证据
呢？’他向维辛斯基问道：“你根据什么，认为我们说的都是真话，纯粹的真话？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毫无疑问，托派和右倾分子，在审判中提供的证词，绝大
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