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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1976）档案时，意外发现一部“高宗武手稿”。陶先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后为国际知名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以十年之力写出《“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大陆出版。唐德刚为此作序，评价甚高，认为“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而陶先生当年写“高陶事件”，不知尚有高的回忆录存世，在印证其父陶希圣的某些回忆时，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撑（即“孤证不立”），想来不免引为憾事。于是，陶先生立即与郭女士取得联系，并于７月上旬偕好友、前《中国时报》驻美记者刘永宁驱车前往斯坦福大学校园，在郭女士热心帮助下复印了全稿。其文稿每页右侧固定有几行字，大意为：本文件为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有，未经本所明确授权，不得私自散布或出版。据了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Salisbury为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副助理（1941～1944），与高宗武是朋友。这是Salisbury替高介绍出版商时留下的一个副本（第二匣），而且档案中还有若干封高的英文信件、Salisbury日记、书信与文件（第一、三、四匣）。从现场分析，当时Salisbury与高正在设法出版这本回忆录。事实上，此回忆录并未见出版。据陶先生分析，这本回忆录本想透过长期以来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经验”，为战争中的美国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本。由于此间远东及太平洋战场局势开始出现逆转，日本人强弓末弩，德国战败亦已成定局，大战胜利在望，故未能引起美国出版界的足够重视。次年二战结束，对美国人来说，时过境迁，出版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这个副本一直存放在Salisbury家中，直至1976年他去世，连同其本人的资料和遗物，被存入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内，从此未见天日。陶先生得此最为兴奋，大呼“如获至宝”。因为其父陶希圣在1967年上半年有过一次东南亚、欧洲、美洲及日本之旅，全程三个月，其间与高宗武在华盛顿重逢。此为二人1940年香港分手，二十七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在敦巴顿橡树园樱花纷然、宁静的一个下午，当年“高陶事件”中两个主角，相倚径边的排椅上长谈许久。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业已同意陶先生复印、使用这一史料，并初步同意在中国大陆出版。陶先生正在翻译其中的某些章节，并将译好的“前言”给我传来，可见六十多年前高宗武写此书的真实意图：
1940年我离开香港前来美国时，友人们建议我利用时间写一本关于日本状况和日本领导人性格的书。他们坚信我和日本各阶层人物长期而密切的关系，具有做这件工作的最佳条件。长期关注远东的局势的美国人，也一定会欢迎这样一本书。
来美后不久，美日战争爆发。许多美国朋友和此间的中国朋友，包括一些身居要津者，跟我说：“你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经验与众不同，日本既然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你应该把你所知的，提供给我们。”
我服务于中国外交部的三年多，的确是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正好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夕。此前，中国一直依赖国联（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为防止国际战祸的国际组织，陶注）解决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事件。不过，从1932年到七七事变，中日双方都有直接交涉。因此，我在外交部的职位（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注），使我得以比任何人更直接、更频繁地与日本人接触。1937年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官员与敌方中止来往。但是，直到1940年汪精卫成为日本占领区傀儡之前，我和他的关系使我和日本领导人之间一直保持接触。因此，我熟知敌国国内的状况。
我的痛苦的日本经验基于：一、我身为中国外交部官员，二、我又是汪精卫投日之前的同僚，加上书中将述及的其他因素，使我深信我的资讯和观点，对于战胜日本，以及防止该国再次走向侵略之路，具有一定的价值。
……
1944年8月31日
于康涅狄格州克令沃镇
罗伦斯·萨斯伯里的农庄
从上述前言看，高宗武对日本人并无好感，书名《深入虎穴》似堪玩味。
这本回忆录最终未能出版，或可找到一些合理解释。惟一令人费解的是，高宗武生前为何从不声张？自1940年离开香港，高宗武在二十七年后去过一次台湾。见到昔日老上司张群，两人倾心交谈。张并让其媳杜芬陪同游览台北名胜，可见二人之旧谊。可事实是：此时蒋介石仍活着，倘若当年高宗武真是背叛了他，随汪而去，即便逆名不彰，以蒋的为人与处事，高也是无法登陆台北的。而张群也不至于如此款待周详。高甚至拟请面见蒋介石，尽管未果（高本人解释为：蒋不便接见旧日常见的僚属），似又有何胆提出这样的要求？胡适说，不疑处有疑。金雄白当年之推测未必一点道理没有，即高宗武确有充当重庆方面“秘密角色”的可能。不过，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高、陶二人虽然中途醒悟，乘桴过海，戴罪立功，揭露密约，但终究是不谨细行，大节有亏，好在“汉奸”这个罪名可免去了。高宗武自1934年初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及至1940年远走异国他乡，前后近七年时间。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段心力交瘁、无所适从、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当然，不能说高宗武倘若不从政，只当他的大学教授，其一生就不会这样跌宕起伏，甚至隐晦不堪。高当年的选择，从理智上讲，为“应时而出”，实与国势阽危、救亡图存这一背景有关。但他的问题则在于：年轻气盛，自许过高，功名心重，求成太切，以致焦头烂额，终为瞬息万变的时局所淘汰，或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亦未可知。诚如高宗武后来在美国对张君劢、曾琦两人所说，他“对蒋已失去价值”，又更说过“政治是危险的”这样的话，从此心灰意冷，自匿其迹，“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同辈们是这样评价他的：“三十年代中国赫赫有名的日本通高宗武，虽然不在高位，却肩负国家对日外交重任，当道倚为股肱左右之臣，春风得意之时不过而立之年。数年之间，便销声匿迹，隐于异邦，依商为生，默然而逝，令人惋惜。”〔50〕揆之事实，大致如此：陶希圣可回重庆，高则不允返回，不得已远走美国。这时战争尚未结束，从政生涯却提前画上了句号。高宗武患有慢性肺结核病，一生好几次长期住院。身体痼疾可治，心灵阴影难消。从政七年如咯血，这一遭人非议的政治病史，或许困扰其余生，让他常常透不过气来……
注释：
〔1〕〔2〕〔3〕〔4〕〔27〕〔28〕〔46〕（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35、235、235、236、237、239、237页。
〔5〕〔7〕〔8〕陈香梅笔记：《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64、33、49页。
〔6〕〔13〕〔43〕〔50〕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事》，《传记文学》第66卷第4期，第70、70、71、66页。
〔9〕〔17〕〔35〕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序三（唐德刚），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5、150页。
〔10〕〔14〕〔15〕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71、170、170页。
〔11〕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533页。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６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0页。
〔16〕〔40〕〔45〕金伯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５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5年版，第8、112、109页。按：金雄白系上海报人，后为汪伪集团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梅思平为主任委员。
〔18〕《董道宁呈报赴日详情》（1938年4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27卷。转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589页。
〔19〕唐德刚在美国访问过高宗武。高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