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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司马迁。只要带着正常的思维和眼光，任何一个智商中平的读者都应该领悟到，李国文在貌似“不加节制的冷嘲热讽”中，其实正传达出他对这位“壮怀激烈的文化先贤应有的理解、同情、怜惜和崇敬”。
面对“这样一个飞泪溅血的故事”，李国文“幸灾乐祸的腔调”何在？这不是在赞颂太史公的“人格、气节和精神”又是什么？所以，张先生要求散文“应是具有内在的风骨、精神、穿透力，具备壮美、崇高、峻拔、傲岸的气象与质地，能够彰显创作主体的现代人格，既重思想，亦重审美”本人是赞同的，但起码，应该先细心读懂文章，尤其是其中的“曲笔”和“苦心”才能进行庄严的裁判。连《从严嵩到海瑞》中的这一段：“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都不能分辨其真实立场何在，还会“引起歧义和误读”的话，那也难怪会得出这样南辕北辙的结论：
李国文先生的失误，大约就是沉溺于正话反说的快感中不能自拔，终至于随心所欲而逾矩，忘乎所以而失度，得意洋洋而失控，引得读者侧目。何况李国文的随笔，往往只是围绕既往历史以曲笔作文，貌似激昂高亢，实则不敢直面现实、正视黑暗。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国文先生的散文创作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特别的视角、沉厚的内蕴、强烈的人文关怀及独树一帜的表述方式。在新千年交接之际，“李国文体”已经呼之欲出，成为中国白话散文创作中一朵引人瞩目与遐思的奇葩。
首先，“李国文体”着重切入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化史现象。仅手边李氏近五年来的散文作品结集来统计，去其重出者，计有一百八十九篇，其中一百六十二篇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现象密切相关，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五点七，其中显成体系的“非正常死亡”、“ＸＸ的功能”与“楼外说红楼”系列又占六十余篇之多，精彩者比比皆是，特别值得关注。这一特征的形成，自然与作者本人的知识架构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作者意旨在于关注中国之“当下”，而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文化遗产为这一意旨提供了厚重的背景与言说的巨大空间。借古而议今，作者似乎更乐意为读者展现一根“传统”的链条，将美好、丑陋、鄙贱、悲壮等等众生相都置于迢遥的历史加以展示和剖析。这种选择拒绝了孤立的就事论事和肤浅平庸的有感而发，使其文字间蕴蓄强劲的文化张力，也彰显出了张宗刚先生认为李氏“缺失”了的深沉的“人文情怀”。姑举我很欣赏的《屁股的功能》一篇为例。这本是一个极难操作的题目，作者自己也感觉到“对不起，当我落笔写下这个令人掩鼻的题目以后，不由得深感愧疚。好像不该把这不登大雅之堂的部位，摆到台面上来的，不禁握笔踟蹰”，但在以“奈何，作为一个人的身体组成部分，自有其重要性，似应不该将其例外。何况，人世间尚有趴在臀下舐屎啜尿，胁肩谄笑，摇尾乞怜，卖身投靠之辈，还有众多的龌龊肮脏，苟且卑劣，阴损缺德，下流无耻的物事，与屁股相比，恐怕更不干净”数句破题之后，他“又理直气壮地写了下去”。在正文中，作者由明代“廷杖”之酷刑说到《水浒传》之“杀威棒”，又说到贾宝玉之“不肖种种大受笞挞”，最后归结到的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屡次政治运动，即“这种精神上的廷杖，早将你的自尊心揉来揉去，成了一块破抹布”，进而提出“明朝已远去，时下又如何”的庄严命题〔6〕。其开阖收放，横涂竖抹皆成金霞，不借助“说古”的方式是很难表现得如此令人痛快而又辛酸的。
其次，李国文的散文被誉为“作家学者化”的代表之一〔7〕。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以讽刺的口气提到这一说法的。需要说明的是，“作家学者化”的提法并不警示我们一定要去考订李氏的学术水平究竟到了怎样的专业化程度，而是提醒我们学养对于作家之重要。在李氏散文创作中，学养固然表现得不凡，可是究其根底，学养乃是作为“表情”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出现的。换句话说，“李国文体”的主旨正在于张宗刚先生指出的“借古讽今”——今，即当代之人性、文坛、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等等世相，合而观之，即“著此一家，骂尽诸色”（借鲁迅语）的“当下性”。正因如此，一味挑剔其学术“硬伤”就显得严谨但不那么聪明了。章明先生指出在《粗疏与霸气》一文中李氏将司马迁与汉武帝算作同行为粗疏〔8〕，就学术层面而言，不能算是苛刻，可是他以及很多批评者都没有领会到李国文浮沉文坛数十年，亲身经历、也耳闻目睹了太多同行间无端的相轻与残酷的倾轧。这似乎是他心头一处很深的伤口。把这些芒角垒块不觉地散落在创作中是很自然的，愤激之际，也不免有“扩大化”的情形。李国文未必不清楚汉武帝与司马迁的“非同行”关系，他似是有意借题发挥，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此之谓移花接木、换影移形，恐怕是有意而为之〔9〕。
李国文以“学”／“旧学”为借镜，通向的终点乃是当代的“新知”以及其背后的人文关怀。他的杰作《唐末食人考》显然不是为了单纯的“讲史”，而是想说明：“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么？”〔10〕《义和拳百年祭》当然也不是借历史表达对“草根阶层”的“身份歧视”〔11〕，他想说的不外乎“一百年过去，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在中华大地上，难道就已经绝迹了吗？我看，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12〕。《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更是明显地划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古”，洋洋洒洒地谈王渔洋，谈《郎潜纪闻》之“长生殿”与“庄史案”的往事，第二部分就以更多篇幅谈萧也牧及其“共和国文坛第一案”了〔13〕。其“当下性”的指向是如此清晰，不容漠视，也由不得你不去陷入沉重的思索。
当然，借古讽今也不总是那么“嘴皮子痛快”，其自身被“放废”二十二年的酸楚总会不经意地兜来心头，为纵横捭阖的畅快语调涂上一抹凄惋而难堪的底色的。看他的《司马迁之死》、《解学士之死》，尤其看《李卓吾之死》谈及自己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想到老牛怖死的一刹那，算了，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当狗”〔14〕，这样“痞腔痞调”的“活命哲学”里该有怎样的悲悯和凄凉！面对这样的一幕一幕，有些批评者，你们的“宽厚和包容”又在何处呢？
再次，李氏散文所带来的巨大阅读快感不仅与其卓绝的见地、悲悯的情怀有关，而且他老辣幽默的语言功夫亦展现出磁石般的魅惑之力。这是一个很难作出具体分析的问题，因为“语感”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不经过大量的阅读即不易获得清晰的感知的。在这中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国文对于文言和口语（包括方言俗语）的重新发现，使两者都焕发出不同于已往的异彩。例如，在《耳朵的功能》里有这样一段谈耳朵在五官中所占的“便宜”：
第一，你说我听见了，我说我没听见，你查无实据；第二，你以为我没听见，其实，我耳听八方，你毫无所觉；第三，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还不能从我耳朵上看出我爱听；第四，不中听的则不听之，任君说破嘴，有如东风射马耳，你并不知道我其实没听〔15〕。
冷眼看，都是趣味横生的口语，但其中搀杂“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一类文言句式，便有拗峭之致。“任君说破嘴”一句口语，下接李白“有如东风射马耳”之诗句，便有典雅之致。两相辉映，形成很奇特的语感。在白话文章中，动辄插入若干文言词汇或文言句式本不新鲜，梁实秋、张中行、郑逸梅等先生的著作中常见，此为学养的自然流露，也为行文平添几分风趣和厚重。
与上述几位先生不同的是，李国文对于口语中的方言俗语运用调遣得出神入化，这也是他形成独特文风的重要原因之一。上引《王国维之死》文中，他形容王国维死得“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四个词中，“油脂麻花”为北方方言，“搅七念三”为沪上方言，置之此处皆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