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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在庐山表示“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决心，表明中国已不可能再忍让。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而言，中国方面是迫不得已而抵抗，即应战而不是求战。战争的惨烈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每小时的伤亡人数以千计。但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两个战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辱、不投降的英勇气概，为日本军阀所不曾料到。然而，“……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此仗如何打得下去”？〔9〕事实上，战争初期，即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接见过英国大使许阁森，希望英方居中调解。7月25日，又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呼吁美国在道义上协助制裁日本。7月26日，再与德国大使陶德曼见面，希望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事。下午又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这一连串的外交行为，是在兑现七八天前蒋在庐山同时又表示的“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一愿望，即以时间争取空间，从而赢得战机。蒋在7月19日日记中写道：“政府对和谈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10〕虽然一般认为，两国交恶，“和与战”不可兼容，但实则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和谈对打仗而言是一种政治作战。而日本方面，陆军中的“不扩大派”在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华北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七八两月内，曾经推动过两次以“和平交涉”为招牌的对华政治诱降活动：一次是敦促近卫首相派密使对南京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献策并推动政府开展“船津工作”。后者的腹稿是：为保全日本陆军的面子，设法让中国政府先开口要求停战讲和，“由正在东京的在华日本纺绩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去担任诱导中国方面的任务，迅速派他赴上海，将全面调整邦交、停战条件方案的内容，作为他个人听到的传闻中日本政府意向，秘密传递给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试探。如果有被接受的可能性，则开始外交交涉。这就是拟议的‘船津工作’”〔11〕。日本人之选中高宗武为试探对手，可见他是一个能将求谈信息迅速带到南京上峰那里的人。刚刚而立之年的高宗武——国民政府中第一流的“日本通”，事实上已成为中日双方此时意欲打通“外交路线”的首要人选。7月31日，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召见高宗武，期许甚高，表明其责任与分量不会太轻。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有过记载：
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即梅贻琦）、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12〕
蒋、汪二人与高宗武谈了些什么，自然不允外界所知。高或许只对胡适先生一人说过，但胡适在日记中却只字未提。但随后从高的一系列秘密行动或可表明，高宗武显然是在受命寻找与日谈判的可行途径，只见他不停地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而这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已是王宠惠，他对高宗武的动向似亦不甚清楚。
高在王部长任内，曾奉蒋委员长密令前往上海办理对日交涉，即向王部长说拟往上海一行，王不同意，高说：“委座知道。”王是老官场，立即说：“那你就去吧。”高到上海后，绝口不提奉何人命前来上海交涉。于是，谣言甚多，引起政府疑惧。外交部对高亦不满意。高每周单独往见蒋委员长一二次，每次谈话都是很长。这在当时已是异数。高说，蒋委员长对日交涉要做到“不卑不亢”，蒋的内心极为痛苦〔13〕。
尽管如此，此时日本国内政治气候却不容忽视。“1930年间，日本已被陆军中激进少壮派及右翼团体包围威胁，凡举主张公平持重之政治家、坚持稳健保守之理财者、约束军纪之将领均经先后被刺杀，其压力及于文化界教育界及实业家，舆论亦只能支持急进政策，所以也缺乏转圜余地。”〔14〕日本军人甚至扬言“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使战争越发激烈。这时，即便双方其中有人试图寻求停战，可能性亦日渐渺茫。五个月后，南京弃守，《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上海租界碰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后者对张称：要救日本即救不得中国。张立即将这位大使的话口头转告蒋介石，“给蒋印象至深”。大约过后五年，蒋仍耿耿于怀，在日记中犹提及此语：“在我军由南京转进后，季鸾在沪遇倭驻华大使，彼语季鸾曰：‘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其意此时若放松中国就不能救日本。当时吾闻之悲惨无已，终身莫忘，可知倭国文武皆以为非灭亡中国决不能求生存，其愚至昧至此……”〔15〕1937年8月9日上午，高宗武在上海与船津辰一郎见面，下午又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秘密会晤，当晚返回南京，将会谈内容直接向上峰汇报。然而，就在这天晚上，上海发生“大山事件”，两名日本军人闯入虹桥机场时被保安队击毙，从而导致了“八·一三”淞沪之战。这样，高的谈判无以为继，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船津工作”也因此而流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日本陆军“不扩大派”与“扩大派”内斗的一个结果。接下来的故事，就是高辞去外交部任职，受命前往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殊不知此去，竟一意孤行，越走越远。
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不独政见两歧，且私下不和由来已久，此时矛盾更显突出。
随着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日本人之托游说中国，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中日关系。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称不拒绝陶德曼调停。仅仅过了一个月，即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卫突然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通知陶德曼本人，决定放弃与中国的谈判。日本人的这一强硬态度，进一步刺激了汪精卫求和的心情，其抗战的调门越来越低。这一年2月，高宗武到达香港，表面上以“宗记洋行”名义在办理商务，暗中则操纵“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下属的一个“日本问题研究所”，“实际则代蒋氏负担对日联络与觅取情况的工作”〔16〕，其活动经费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领取（据周佛海日记，每月两千美元）。“艺文研究会”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但对外并不公开。周佛海为事务总干事，当时他是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兼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原北大教授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有人以为，“艺文研究会”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的一个机构，其实“它乃是蒋、汪二人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资助，汪指导，陶主持”〔17〕，最初设在汉口英租界内，后迁至重庆。2月中旬，高宗武即派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苏日关系）董道宁秘密赴日本，其任务是“刺探敌国大本营最高当局对华真实态度”〔18〕。董带回一封日本参谋部影佐祯昭给昔日同学何应钦、张群的诱和密函。4月初，高与董回汉口，将密函交周佛海、汪精卫阅。次日，高谒蒋介石，又将影佐密函交蒋。蒋嘱咐高不要将此事告诉影佐。14日，蒋指示高再飞香港。行前，蒋对高说：“你自己斟酌决定吧，尽力而为。”〔19〕于是，高开始了新一轮的秘密使命。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二十七卷中《高宗武致蒋委员长函》可以证实，这一年4月16日，高将有关和平条件通报给了日方：西义显返日，“已遵照面谕各点作‘我当局’之意见告之，但未提何人之意见”。不久，徐州会战打响，日方对高通报的和平条件未予答复，此事就被搁置下来。5月底，高回过汉口。而从周佛海日记中可知，高与他有过两个小时的密谈。1938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