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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还有一份遗诏也非常特殊，那就是末代皇帝崇祯的遗诏。之所以说这份遗诏非常特殊，是和别的遗诏相比有许多不同：它虽然是崇祯自己写的，却是他上吊自杀前写的；它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衣襟上；它不是用笔墨写成的，而是崇祯咬破手指，以指当笔，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这份遗诏的发布对象也很特别：它不是向自己的臣民交代后事，而是专门留给李自成看的。当然，更独特的还是它的内容：“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1〕这哪里像一份遗诏，好像是一份自责自悔书，是一份哀告和埋怨信。
这份遗诏写于农历1644年3月19日凌晨，地点是煤山寿皇亭。从两天前李自成的农民军开始围攻北京城以来，崇祯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合过眼。17日晚上，他是在“内外诸臣误我！误我”的通宵叹息和埋怨中度过的。18日夜间，农民军攻入北京城，精神已趋于崩溃的崇祯在连杀了几位嫔妃和亲人后曾试图出逃，努力失败后，便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响了许久也没有一个人前来，彻底失望了的他，只好与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寿皇亭，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寿皇亭是新近才落成的一个亭子，是崇祯操练宫内士兵之处，可如今却成了他要去见列祖列宗的地方。此时天已破晓，东方露出了鱼肚色，山穷水尽、万念俱灰的崇祯跌坐在亭子里，欲哭无泪。但他实在不甘心就这样默默地告别这个世界。他有满腹的话要对这个世界诉说，于是脱下绛黄色的龙袍放在大腿上，咬破手指，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份遗诏。做完这件事，他觉得可以告别这个世界了，于是自缢死亡。陪同他上吊自杀的，只有宦官王承恩一人。几天后，李自成的部队才找到这个僵死的国君。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本来，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崇祯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写什么遗诏了，因为遗诏通常要写的两项主要内容，一是指定嗣君，二是对后人提出希望，现在都没有任何意义了。但崇祯不但要写遗诏，而且咬破手指用血写在衣襟之上，这就是这份遗诏的内容独特之所在。
崇祯的这份遗诏，从字面上可以归结为四层意思：一是责备自己品德不足；二是埋怨大臣不忠心报国，欺骗了他，误了国家大事；三是自认为无脸面见祖宗；四是请李自成不要杀害百姓。而第一层意思只是虚晃一枪，关键是为了烘托第二层意思：“诸臣误朕”。如果说，“无面目见祖宗”，确实是一件痛心的事，那么，“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无疑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而已。所以，这份遗诏的落脚点或说崇祯最想表达的意思，还是“诸臣误朕”四个字。这不仅仅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发自崇祯内心的宣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面对崇祯临死发出的这句牢骚和呐喊，善良的人们不能不引起深思。
对于崇祯的这句牢骚话，史家历来见仁见智。平心而论，崇祯对于明朝的灭亡固然难辞其咎，但他执政后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他登基伊始，便当机立断地剪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接着，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勉励各地督抚打起精神，努力为国工作，告诫大臣摈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要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然而事实却是：他总是一个孤独的勤政者，大臣们各怀心机，各有打算，堪当重任之才寥若晨星，多数是崇祯每任用一人，便失望一人。究其原因，除了崇祯本人刚愎自用、用人失察之外，关键就在于，明朝中后期在选人用人机制上产生了严重的腐败和危机。
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注意重典治国，在官吏铨选、考核、监督方面也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但到明朝中后期，随着整个国家机器日趋失灵，这些制度也都遭到严重破坏。官场贿赂盛行，官员大肆贪污受贿。崇祯继位后，虽然以很大决心整饬朝纲，刷新吏治，但已积弊难返，连他自己都不得不哀叹：“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2〕明末的官场，已俨然成了权钱交易的大市场。
这些通过走门子、塞票子上来的无耻之徒，其道德品性之低下不言自明。要指望他们忠心国事，有所作为，简直是痴心妄想。
明王朝大厦将倾，崇祯面对的又是这么一批贪才、庸才、蠢才，他怎能不陷入“任用一人，失望一人”的怪圈，并且直到临死还牢骚满腹呢？
注释：
〔1〕《明通鉴》卷九十。
〔2〕《明季北略》卷十三。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八部书外皆狗屁
？ 王开林
都说名师出高徒，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其高足弟子黄侃也是国学界第一流人物。
他们初识的场面很有些异样的趣味。1906年，黄侃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巧就巧在他与章太炎租住同一栋寓所，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某日夜间，黄侃内急，懒得去楼下厕所，捣出家伙就从窗口往外撒尿。章太炎正在书房用功，忽见一条“小白龙”从天而降，满是扑鼻的腥臊味，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无名火，冲上露台，仰头大骂。黄侃是贵介公子出身，年少气盛，岂是肯当场认错的主？他不甘示弱，也以国骂回敬。章太炎是骂人的祖师爷，本有“疯子”之称，这下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八百个回合也难分高下。别人是不打不相识，他们是不骂不相交，翌日通名报姓，黄侃这才弄清楚状况，昨夜冒犯的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他也不含糊，立刻道歉，纳头便拜章太炎为师。
章门弟子中有“四大金刚”和“五大天王”的名目：“四大金刚”系指黄侃、钱玄同、汪东和吴承仕，“五大天王”系指前四人加上朱希祖。此外，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有“北李南黄”之说，北李指山西人李亮工，南黄指湖北人黄侃。章太炎在自述中则认定“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仅列举三人。无论以上哪种说法，黄侃的名字都高居第一，称他为章太炎的头号大弟子应不为错。
黄侃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读书多神悟，于国学堂奥无所不窥，尤善音韵训诂，诗词文章均为一时之选。在治学方面，他主张“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他生平圈点和批校之书多达数千卷，全都一丝不苟。他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学问远绍汉唐，近承乾嘉，把声韵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定古声母为十九、古韵母为二十八，使“古今正变咸得其统纪，集前修之大成，发昔贤之未发”。这在汉语音韵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黄侃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从句读到训释，都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之处。此外，章太炎先生曾经将黄侃和李详并举，认为两人均为最杰出的《文选》学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开创了研究古典文论的风气。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黄侃生前曾对弟子刘博平说，他的诗文造诣只算“地八”（骨牌中第二大的牌），“天九”（骨牌中最大的牌）已被古人取去了。若论学问，他是决不会这么自谦的。
黄侃满肚子学识，却慎于下笔，述而不作，这可急坏了他的恩师。章太炎曾批评道：“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当即答应恩师：“年五十当著纸笔矣。”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特撰一联相赠，上联是“韦编三绝今知命”，下联是“黄绢初裁好著书”。上下联均用典故。“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读《易》，穷研义理，致使串结竹简的牛皮筋多次磨断，以此形容黄侃五十年来读书异常勤奋，颇为贴切；“黄绢初裁”源出曹娥碑后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