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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歌、军歌都带有哀伤的情调，连摇篮曲都很悲怜，闻之伤怀，因为日本文化中有“物哀”的审美情趣。所谓“物哀”，是由江户时代的学者本居宣长在《源氏物语·玉小栉》一文中正式提出的，是指一种悲哀与同情相通爱怜与感伤并存的情绪。按照宣长的解释，“物哀美”是一种感觉式的美，它不是凭理智、理性来判断，而是靠直觉、靠心来感受：“《源氏物语》中的不伦之事，如果以儒教道德和佛教戒律来解释，这是最不义的恶行……可是物语都没有将这种不义恶行作为问题提出，只是深入反复叙述其间的‘物哀’的深层意识……源氏犹如从污泥中生长出来的荷花，在世间美丽地绽开并吐出芬芳，至于它下面的污泥就不怎么讲了，对源氏的行动就只提出深邃的情味，即懂得‘物哀’方面就够了。”〔7〕一句话，“物哀”只讲事情本身悲哀与否，不论是非曲直何在。这就是说，在日本人看来，死于侵华战争的日本兵很“哀”，因为他们死了啊，至于他们在中国烧杀掳掠而恶贯满盈并不重要。
据说，大和民族之“和”来自中国儒家思想，有“中庸、平和”之意，所谓的“大和魂”就是不走极端的意思……这些公然行世的文字真让人惊诧莫名，委实搞不懂如此“中和之魂”怎么孕育出亚洲惟一、世界第二的军国主义来？
注释：
〔1〕《日本特色经济动漫产业带来巨大商机》，《中国经济周刊》2005年7月11日。
〔2〕（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页。
〔3〕〔4〕〔5〕（英）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194、257页。
〔6〕王小波：《王小波文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7〕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闲话阮大铖
？ 陈椿年
一
一亩荒园半亩池，居人犹唱阮家词。
君臣优孟麒麟楦，毛羽文章孔雀姿。
复社空存防乱策，死灰难禁再燃时。
城隅指点乌衣巷，只有南朝燕子知。
这是乾隆年间一位蒋姓诗人寻访阮大铖在南京的故居时的感怀兴亡之作。虽然此时上距南明覆亡已有一百二十余年，但据诗中所述，阮大铖故居的废址犹在，当地人也没有忘记他所写的某些词曲。如此又过了一百八十余年，一九五三年初夏，黄裳先生在《来燕榭书跋》中写道：他在南京“忽于委巷中得阮怀宁故居，今名库司坊，当日之‘裤子裆’也。……．废圃荒池，依稀当日，云即咏怀堂故址，大铖执红牙檀板拍曲处也”。如今上距一九五三年也有半个多世纪了，日前在路边旧书地摊上偶然觅得黄山书社一九九三年版《阮大铖戏曲四种》一厚册，便也想去看看今日的库司坊是何模样。辗转打听数日，结果一无所获，不仅阮大铖的故居遗址早已消失，就连库司坊这个地名也罕有知者，只知那一片地方已改造成为鸽笼般的居民楼簇拥着数幢玻璃墙幕大厦的公式化现代景观了。
阮大铖一生共创作戏曲十一种，另有《咏怀堂诗文集》数册行世，均已大半散失。黄裳先生曾分析阮大铖著作散失的原因有二：一是“大铖诸集刊于崇祯季年，板存金陵，未几国变，兵焚之余，流传遂罕”；二是“况其人名列党籍，久为清流所不齿，南明倾覆，更卖身投敌，死于岭峤，（人们）家有其集，必拉杂摧烧之而始快也”。其实黄裳先生指出的两个原因中，第二个原因即人们憎恶阮大铖其人，也就连累到他著作的流传。这恐怕是主因。如今黄山书社收辑的虽仅戏曲四种，好在流传较广最负盛名的《燕子笺》、《春灯谜》以及《牟尼合》、《双金榜》都已在内，也可豹窥一斑、聊胜于无了。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阮大铖都是公认的小人、坏蛋，但又是一个公认的才子、能人。他从万历四十四年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踏进官场，到顺治三年跟随清军南征福建途中死在仙霞岭上，三十年间曾经两次叛卖，三次遭众人声讨、驱逐，立身行事劣迹斑斑。哪怕最会做翻案文章的才子恐怕也难以为他洗刷，就连他最后卖身投靠的大清皇朝，在编修《明史》时也毫不客气地把他列入了“奸臣传”。
但另一方面，钦佩他才华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的散文家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中，盛赞阮大铖家庭戏班子上演的主人自编戏曲“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一口气说了五个“出色”，真有赞不绝口的热情。马士英为阮大铖的诗文集作序，更称赞他为明代开国以来第一诗人。就连阮大铖的政敌、明末四公子之三的陈定生、冒辟疆、侯方域，也曾在南京鸡鸣寺下置酒宴饮时，召阮大铖家庭戏班子去演唱他的戏曲。这三位公子“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醉而且骂且称善”，都承认他的戏曲写得不错，演得好。不仅如此，阮大铖出手也极快。他的朋友们在这些戏曲的序跋中曾介绍说：《春灯谜》一剧三十九场戏，阮大铖只写了个把月就完成了。《牟尼合》一剧三十六场戏，阮大铖只写了十六天。“正是百子专门，海内始知大龙独步”，对他十二分的推崇。
阮大铖从事戏曲创作的时期，也正是昆曲风靡大江南北的年代。昆曲在嘉靖年间经魏良辅等人改革以后，至天启年间蓬勃兴盛，被称为“雅音”，其文词典雅，曲调柔曼委婉，演唱与表现技巧更臻完善，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表演体系，是当时的一种新兴艺术式样，在官绅富商和士子中备受欢迎，拥有广大的观众群。但当时的文人骚客，虽擅长诗词散文，对戏曲创作却多半不重视，不大肯涉足，即或有人涉足，也只会写，极少本人能演能唱的。这昆曲的剧本当时叫“传奇”，以一折又一折的形式铺叙故事，颇像今天一集又一集的电视剧，而它在观众中受追捧的程度也和上个世纪电视剧刚流行时相仿佛。因此阮大铖可以说是“慧眼识昆曲”，放下擅长八股文和诗词的官僚文人身段，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写了十多部戏曲“传奇”，在促进昆曲艺术成熟与发展的进程中，应该说是有所贡献的。当然，他之所以化费时力从事戏曲创作，着眼点在于想利用昆曲的影响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不是在“为艺术而艺术”。不过阮大铖颇肯钻研，他熟悉昆曲的唱腔、角色的身段、表演的技巧，所以其写的剧本与一般文人像填词那样写出的剧本不一样。阮大铖同时代人文震彦说：“盖近来词家，徒骋才情，未谙声律，说情说梦，传鬼传神……几案尽具奇观，而一落喉吻间，按拍寻腔，了无是处。”而阮大铖的创作“一洗此习，独开生面……触声则和，语态则艳，鼓颊则诙，捃藻则华……入律则严，其中有灵，非其才莫能为之也”〔1〕。其言虽有吹捧，却也符合实情。阮大铖不但能写，而且是一个能导、能演、能唱的昆曲全才。他写出的剧本当然就会有更好的舞台效果。不仅如此，阮大铖编的剧本还相当讲究艺术的悬念，像“春灯谜”就安排了两个悬念来推进剧情，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所以阮大铖的剧本都被当年的戏班子争相上演，“倾动一时”。他也因此得以借力那个时代的流行艺术和大众文化而成了公认的才子。
对阮大铖的评说，野史笔记通常认为，此人在政治上虽然是个坏蛋，但在文学艺术上却是大有才华的。这就把“小人”和“才子”看作是两不相干的了。其实阮大铖从来不是以戏曲家身份立身处世，而是以政客身份与世周旋的人物。他搞戏曲有其政治目的，搞政治投机和谋略权术也颇有出人意料的“才华”，能在作恶中显出与众不同的能耐，因此往往坏得出奇。只是咱们对“坏人”习惯于唾弃、不屑一顾，即所谓“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殊不知此人之所以坏而能够坏，都是有条件的，其中折射出来的人性、时代、社会等问题，并不会比“好人”身上折射出来的少、浅、弱。所谓“小人多才”，指的无非是“小人”善于利用时势，利用社会条件，利用制度的缺陷等等，钻一切可钻的空子，以满足私欲而不顾其他一切，并不是说“小人”都会写美妙的诗词戏曲。阮大铖的朋友张岱曾说：“阮园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