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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龚自珍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利用了“今文经学”这个旧的形式,使之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成为他关心国计民生,批评时政、改革社会的武器。
龚自珍并非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的首倡者,他之前已有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几代学人。庄存与生活在封建危势渐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汉代应变的公羊思想,企图以此调整旧的社会秩序,但他主要还是一个经学大师,与现实政治尚保持一定距离。刘逢禄虽然强调何休的“微言大义”,使公羊学逐步和实际相结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制变革的新意,但他们都未脱出汉代以来今古文经学传统斗争的窠臼。龚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汉学浓郁空气,但面临腐朽颓败的社会现实,他对社会的认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从而对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封建末世的社会危机感和挽救这种危机的责任感,使他毅然离弃和抨击脱离现实的考据汉学和宋明理学,“言生平恶《周礼》”,指斥“著书只为稻粱谋”,“至竟虫鱼了一生”的迂腐学风。他认为,道和学、治,本是一体。得天下者为王,佐王者为宰、卿大夫,交租税者为民,民之有识者为士。王、宰、卿大夫与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①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70 页。
② 《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342 页。
则一而已矣”①。这种把经学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认识,在清代今文经学中是一个新的发展。同时,龚自珍对汉代以来旧的今文经学也进行了改造和批判。
龚自珍十分强调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的公羊学天人感应论,指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而人也是“自造”,“非圣造,非天地造”①。极力主张破除对自然现象的迷信和神秘观念,反对用今文经学对人间灾异作穿凿附会解释:“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建议根据钦天监中历来彗星运行的记录档案,研究其规律,撰成一书,“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②。他打破了由来已久的今古文经学森严门户的拘束,吸收了“六经皆史”观点,认为《易》、《书》、《春秋》等,都是“卜筮”、“记言”、“记功”之史,从而将今文学家眼中涂有神秘色彩的诸经,还原为社会历史的记载。龚自珍虽然以服膺今文经学相标榜,但实际上他与汉代董仲舒诸人已相去甚远,既不主张寻章摘句、考据训诂的汉学,也不主张以谶纬迷信附会臆说的公羊学,而是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去阐发经世致用思想。在这个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思想。
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③。制度和朝代一样,都是新旧更替,不断变革的,已经陈旧过时了的制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势力强制改革所代。他引申了公羊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把社会历史解释为“治世——乱世——衰世”三阶段。从经世致用思想出发,他明确指出,当时的社会是“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必须对种种丑恶黑暗的现象和制度予以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样改革,他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尽管龚自珍是那个时代、那个营垒的佼佼者,但他毕竟要维护封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立场的限制,就使他的辩证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闭的循环的圈子。他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只承认现象的变异而否认质的变化,因此事物最终还要回复到原始的状态。这种认识反映在政治态度上,即是一方面对腐败现象嫉恶如仇,一方面又主张“风气之变必以渐也”。在抨击腐恶、开通风气斗争中表现为勇敢的猛士,在传统儒学和封建根本伦常面前却表现得迷惘和怯懦。这样,笃信今文经学的龚自珍,晚年又“犹好西方(佛教)之书”,校雠佛经,撰《龙藏考证》等。这种矛盾交织的现象,说明他在经世致用、开辟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只好向域外去寻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脱了。
经济思想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在经世致用过程中,思索衰世之源和寻觅救世之方的反映。
他看到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严重贫富不均现象,揭露了清统治者对人民① 《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 页。
① 《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第12 页。
② 《龚自珍全集》,第346 页。
③ 《上大学壬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 页。
血汗的无止境榨取,谴责开捐例、加赋、加盐价等政策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痛斥官僚大吏只知以苛捐杂税中饱私囊,致使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农村经济严重破坏,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透过种种社会经济凋敝现象,龚自珍力图从社会财富分配方面去寻找动乱之由。他在《平均篇》中指出:“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①这里,他能够觉察到封建社会的兴衰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平均,并且觉察到由于分配不均而形成的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力图从经济根源上寻找皇朝治乱和新旧更替的原因,这无疑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他对造成严重贫富不均现象的进一步分析,则陷入了主观意识决定论,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人心亡,世俗坏”,因而官吏贪污无忌,商人“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不可能揭示封建制度的本质。所以,龚自珍头脑中的经济改革主张只是调整贫富悬殊的较大差别,保持“小不相齐”,防止“大不相齐”,即“富贵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统治阶级按其等级地位,应该占有较多的财富;“贫贱,天所以限农亩小人”,被统治阶级居于贫贱也是合理的,企图用调和的办法去缓和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具体到土地分配上,他在《农宗》一文中提出以西周宗法制度来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办法,将宗法组织中的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系、闲民”4 个等级,按此进行土地多寡的分配。这种以复古的办法来解决农民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现实,显然是虚幻的。龚自珍一方面对土地兼并的积弊强烈不满,一方面又苦于公羊学的空洞,在古代经书中既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典章制度,在自己头脑中又设计不出重新规划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案,于是也像以前的今文经学家一样,只好从古文经《周礼》中向回归上三代社会那里去寻找出路。然而这是一条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通之路。
任何先进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尽管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但到了龚自珍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仍然有了某些发展。晚年的龚自珍,也由早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向较为重视商品经济转化。他改变了商人是破坏社会经济因素的看法,提倡发展蚕桑木棉等商品原料生产,主张“且仿齐梁铸饼金”来抵制外国银元,并建议林则徐在抵御外侮的同时,发展有限的“互市”。当然,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受到外来冲击之前,龚自珍的经济思想内容是比较浮浅的,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是出于直观的现实感受。他的建立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原则下的平均思想,其积极意义在于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制度造成的“贫者日相倾,富者日愈壅”的社会现象,并从经济上寻找社会危机的原因,向统治者发出了“丧天下”的严厉警告。
文学成就龚自珍的文学成就,如同其政治思想是鸦片战争前夕这个变革时期的产物一样,也以新的内容和风格在封建末世独放异彩。
他写成于南归旅途中的《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总结了几十年来师友交游、仕宦沉浮、著书倡说的经历,也是对沿途所见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景况所发的感慨。他的诗有意境清新、词语瑰丽、高言快①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78 页。
语的特点,不过使他的许多诗作不胫而走,备受推崇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