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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5 月，郑观应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与世长辞，终年81 岁②。第二年，他的灵柩移葬于澳门。他的著作除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外，还有《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① 郑观应：《致九善堂总商会请粤路董事会开股东大会时提议》，《郑观应集》下册，第765 页。① 郑观应：《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87 页。② 郑观应：《致万雯轩先生书》，《郑观应集》下册，第86 页。
① 郑观应：《答张君弼士并录寄香港张君润生、星加坡何君善园》，《郑观应集》下册，第73 页。② 郑观应：《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郑观应集》下册，第101 页。浮偫鹤山人诗草》等多种。
第十五章康有为第一节勤学与苦闷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败，又号更煌砗盘煊位恕Ｏ谭岚四甓鲁跷迦眨�1858 年3 月19日）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赞修，官连州训导；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5 岁“能诵唐诗数百首”。6 岁，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 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③。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致力于考试和八股文。
十三年（1874），“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光绪二年（1876），他应乡试不售，从朱次琦（九江）学习。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光绪四年（1878），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①。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怀疑。
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③ 郑观应的卒年说法不一，这里从夏东元《郑观应传》说。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同治七年戊辰，十一岁”。
第二节“参中西之新理”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赴顺天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
光绪九年（1883），“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创《不裹足会草例》，规定入会的人皆不裹足，凡已裹而复放的，“贺而表彰”。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两广受到侵扰。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为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①。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光绪十一年（1885），从事算学，撰《人类公理》，后来又编“内外篇”。康有为自称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无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的作品。《人类公理》未见手稿，“公理书”的修订稿《实理公法全书》①和《内外康子篇》尚有存留。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凡例》中说：“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他以为几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1、2、4、8、16、32，是“必然之实”，但它“不足于用”，于是“不能无人立之法”。“人立之法”，“其理较虚”，本来没有“定则”，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为公法而已”。什么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呢？那就是平等。
康有为以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他认为现实不合几何公理，如“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如“君主威权无限”等，认为“实理公法”是“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的。
这种“平等”思想，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和《康子内外篇》中也有反映。他这时的著作，除存有封建学说外，还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康有为“公理书”、“内外篇”的酝酿和撰述，象征着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程。他忧患人生，向往平等，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年甲申，二十七岁”，又康有为有《显微》手稿，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第三节从崇古文经学到尊今文经学光绪十二年（1886），撰《教学通议》，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标明撰书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而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康有为认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范。经书中的典章，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世”。他“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周公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使“教学大备”、“官师咸修”②的。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崇拜的对象，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时王为法”，颁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观听”。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境，民族危机严重，趁赴京应试的机会，于十月初八日（12 月10日）上书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议。他痛言帝国主义的侵逼，指责顽固派的“酣嬉偷惰，苟安旦夕”，批评洋务派的“洋差、洋务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帝没有看到。康有为且备受顽固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这使他认识到找寻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绪十五年（1889）秋，康有为离开北京，年底，回到广州。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这时，他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是讲究“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的。康有为一方面感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如今文经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①。这样，他便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论政，由以往的崇《周礼》、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将今文“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今文“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