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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铁路，经过与美国公司一年多的交涉，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他以675 万两的高价赎回路权。随后，张之洞以高股筹集不易为由，于宣统元年（1909）四月与德、英、法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 万英镑筹建粤汉铁路。这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54，《奏议五十四》，第32 页。
① 《为筹办芦汉铁路情形并议借比国洋款折》，《张文襄公全集》卷46，《奏议四十六》，第2 页。第九节任中枢重臣清廷眼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愈来愈大，为了维护其统治，拉拢资产阶级，欺骗全国人民，便声称“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一年（1905）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宣布官制改革，编纂宪法大纲。对于“预备立宪”，一开始，张之洞听到一些风声，感到惊讶，等到五大臣回国到上海，征求他意见时，他回电说：“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②态度暧昧。他对外官改制更持反对态度，认为“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还说：“事关二百余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岂可不详慎参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尔定案耶？”①清廷通过官制改革，欲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便把当时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张之洞由协办大学士充体仁阁大学士，七月入京，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这时，张之洞年已七十一。清廷四面楚歌，处境危急。张之洞到了北京，竭力为清朝的腐败政治补苴罅漏。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革命排满”的形势，他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化除满汉畛域”，说：“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原扼要，唯有请颁谕旨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这一建议被采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改年号宣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满族亲贵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袁世凯是当时权势显赫的汉族大官僚，加上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为载沣等皇族亲贵所忌恨。于是，载沣等密谋杀袁。对此，张之洞表示反对，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宣统元年（1909）正月，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让他回河南养疴。
六月，张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七月初六日），奏请开去各项差额，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当天，张之洞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清廷谥以“文襄”。
② 《铁路第十二》，《劝学篇·外篇》，第42 页。
① 《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206 页。
第十四章郑观应第一节从买办生涯到投资洋务企业郑观应，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 年7 月24 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郑观应的家境并不富裕，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②的普通文人，父亲郑文瑞终身未获科名，长期作乡村塾师。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作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
郑观应幼承庭训，攻读四书五经，企图博取功名。但是，16 岁那年应童子试名落孙山后，他“即奉严命，赴沪学贾”①，走上当买办的道路。
初至上海，郑观应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习英文。咸丰九年（1859），入英商宝顺洋行作低级雇员，担任管丝楼兼管轮船客载的工作。在公余之暇，他与广东乡友梁纶卿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学习英文。在宝顺期间，他为洋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处揽载行，还投资加入中外商人合办的公正轮船公司。
同治七年（1868），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改任和生祥茶栈通事，代两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兼营荣泰驳船公司。同治十一年（1872）和生祥茶栈停业后，他又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这时的郑观应不仅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成立。第二年，郑观应被聘任为该公司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务。他后来回忆道：“该公司所有轮船揽载用人事务，归余与美人晏尔吉商办。”②可见其在该行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郑观应等人的苦心经营，太古轮船公司营业规模不断扩大，盈利丰厚。光绪三年正月（1877 年2 月），郑观应与太古签订的雇佣合同期满，因公司当局欣赏他的才干，又与他续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
自光绪初年始，郑观应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公司和开垦公司。
清代的富商通常兼有官僚身份，郑观应也不例外。同治八年（1869），他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光绪四年（1878），他在上海与盛宣怀、经元善等人劝募款项，资赈晋、豫、直、陕灾区难民，受到清廷褒奖，膺受道员衔。
② 《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206 页。
① 郑观应：《先考荣禄大夫秀峰府君行状》，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222 页。
② 郑观应：《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郑观应集》下册，第619 页。第二节撰《救时揭要》和《易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等国再次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蒙受割地赔款、主权受损的耻辱。郑观应受到很大刺激，开始在爱国思想指导下“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①，逐步形成社会改良思想。就他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旧的封建传统观念，特别是道教思想占有重要地位。郑观应好道教有家庭根源，其父即是“善青乌术”的好道儒者，并用它来教化子弟。缘此，郑观应“童年好道”①，“尝读《性理全书》、《五子近思录》、《唱道真言真诠》诸丹经”②。在同治、光绪间，他除了出资镌刻刊印道教典籍外，还编辑了一些宣扬因果报应、神仙侠客等迷信说教的小册子，如《陶斋志果》、《富贵源头》、《剑侠传》等。由于时代和经历的不同，郑观应的思想并没有重蹈其父旧辙，而带有了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忧国忧民之情。他在咸丰、同治间陆续写成的《救时揭要》一书，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这部书主要包括反对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禁止鸦片烟、救灾恤贫、劝人行善和办近代航运业等内容。作者以满腔愤慨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腐败现象，描绘出鸦片泛滥、江河水决、哀鸿遍野、人民苦不堪言的悲惨情景。他尤其愤恨的是外国侵略者竟然明目张胆地“拐贩华人过洋为奴，。。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幸存者亦“贱同蝼蚁，命若草菅”③。他质问当道：对这件大失“中朝之体统”之事，“各国禁之于先，而中土不闻禁之于后，抑独何钦？”①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章，他提出发展近代航运业的主张。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要求“改官造为商造”。因为企业由商人自办，“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只有这样，才算“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②。这是他最初提出的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
郑观应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解救社会积弊的主张还是陈旧的。他把社会治乱兴衰归结于人心的善恶，“此心不治，而可以自立于人世者，未之有也”。据此，他主张救世之法，惟有劝人“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③。这些观点还没有摆脱劝善积德、善恶报应的说教。
在以后的几年中，郑观应的思想不断发生着变化，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改良主张。成书于同治、光绪间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易言》基本上扬弃了《救时揭要》中善恶有报的消积因素，贯穿着改革变法、学习西方的积极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