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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侵略暴行，激起全国军民极大的愤慨，前线广大将士斗志昂扬。
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 年3 月），老将冯子材率领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中法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当时的局势对中国极为有利，但清廷缺乏胜利信心，李鸿章则认为镇南关大捷不过是“偏隅偶胜”，应该知足罢兵，趁胜求和。四月二十七日（6 月9 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订立《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允许法国在我国西南开埠通商；中国兴办铁路应与法人“商办”等，⑤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① 鲍维：《茹费理与法兰西帝国主义的复兴》，第169 页。
②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4 编，第140 页。
① 《中法战争》第4 册，第45 页。
②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4。
③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5。
使法国得以插足中国滇、桂等省，西南边疆危机日益严重。
日本从同治年间开始，多次入侵朝鲜，蓄谋大规模进攻中国。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鸿章调拨部分淮军赴朝，日本也派兵前往。朝鲜局势稳定后，清廷向日本提出双方同时撤兵，日军拒不撤走，阴谋挑起战争。
在中日关系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李鸿章为了保住他的权位和军事力量，外交上，他玩弄“以夷制夷”伎俩，先后乞求英、俄等国出面斡旋，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各国的“干涉”和“调停”上，结果一一落空。军事上，他一面命令驻朝清军“镇静勿妄动”，“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④，想以“万国公例”去制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一面表示不派兵增援朝鲜，说什么：“我若添兵厚积，适启其狡逞之谋”①，企图以中国停止派兵的行动遏制日本增兵朝鲜。李鸿章在外交上的畏葸怯弱和军事上的按兵不动，必然导致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
然而，这时清廷内部主战派坚主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人民群众要求抵抗的呼声也很强烈，李鸿章不得不派兵往援牙山中国驻军。运兵轮系用重金租雇的高升号等3 艘英国商船。六月二十三日（7 月25 日），高升号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遭到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
牙山战役后，李鸿章惟恐北洋海军与日作战遭到损失，丢掉个人政治资本，因此，只是“令游弋渤海内外，做猛虎在山之势”①，八月（9 月）中旬，日军在平壤大败清军。接着，又挑起黄海海战。这次海战，中日双方各有损失，胜负未定。李鸿章却故意夸大败绩。借口船舰陈旧，武器落后，不能与日继续作战，命令北洋舰队全部躲藏在威海卫军港，造成了中国海军坐以待毙的局面。
九月（10 月）下旬，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金州告急，旅顺守将徐邦道力主派兵增援，李鸿章斥之为“糊涂胆小”。十月（11 月），日军攻陷大连，进犯旅顺，海军提督丁汝昌“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李鸿章又训斥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②于是，号称东方第一要塞的旅顺军港落入日军手里。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 年1 月），日本海军进攻威海卫。这时，北洋舰队尚有战舰炮艇等20 余艘，重整旗鼓，仍可与日一决雌雄，但李鸿章不敢一试，终于在次年正月（1895 年2 月），北洋海军连同威海卫军事要地全部落入敌手。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895 年3 月19 日），李鸿章作为清朝的“全权大臣”到达日本马关。翌日开始谈判，日本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曾力争“请让少许”，没有结果。三月二十三日（4 月17 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款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这是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④ 《中法战争》第1 册，第18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
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
② 《中日战争》第3 册，第172 页。
地的深渊。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占有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表示反对。在“干涉还辽”事件中，李鸿章又被迫对日让步。九月（11 月），他与日本代表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订明中国“报酬”日本3000 万两，收回辽东失地。
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紧要关头，避战自保，消极应战，屈辱妥协，忠实奉行清廷的投降路线，造成中国惨败，签订牺牲民族利益的条约。战败投降固然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决策，但李鸿章也应负重大的罪责。
第五节从签订《中俄密约》到出任两广总督李鸿章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遭群议指摘。他失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权势很重的职位，留京“入阁闲居”。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清廷拟派王之春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俄国想借此机会迫使清廷派能订立条约的使臣，实现久已垂涎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因而指名要“李中堂”亲自出马，清廷只好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四月二十二日（6 月3 日），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有两国共同防日，一旦有事，双方派兵互相“援助”，俄方军舰可以进出中国一切港湾；中国允许俄国穿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修造铁路，并在该路运送军队粮食。不久，根据密约，清廷又与俄国签订一个《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这样，俄国在攫取中东铁路修筑权的同时，还掠夺了铁路沿线的采矿、伐木、行政、派驻警察、驻军及减免税厘的特权。俄国在“共同防日”幌子下面，将侵略魔爪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八月二十七日（10月3 日），李鸿章返回天津，大肆宣扬中俄关系已是“如胶似漆”③，“中国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①。
办完“联俄”外交后，李鸿章奉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出动军舰，强占胶州湾。第二年春，李鸿章会同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以“租借”名义强占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境内开矿筑路等权利。不久，俄国海陆军纷纷出动，摆出剑拔弩张的架势，要求清廷将旅大“租借”与俄国。三月初六日（3 月27 日），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会同张荫桓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俄国不仅“租借”旅大，而且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直达旅大以及铁路沿线权益不得让与他国等权利，其势力从东北北部伸展到南部，整个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严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救亡图存”口号，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场新与旧的斗争中，李鸿章采取了先是反对、继而暗中回护的态度。
长期以来，李鸿章坚认现行的封建专制统治是“唯一可行的制度”②，并紧紧依靠慈禧太后，受其驱使。因此，当康有为等人抨击他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和拒绝他加入强学会时，忿恨不已，与维新派之间一度形同水火。他向慈禧太后进谗说：“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①光绪二十四年初，总理衙门邀请康有为征询改革大端，李鸿章也出席问话，他竭力反对改革法律官制。
然而，到百日维新前后，李鸿章的态度却起了变化，原因有三。其一，在“变法”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上，洋务派同维新派是有根本区别的，但在要求“改革”这一点上，却是相互一致的，这就成为李鸿章一度支持维新派的思想基础。其二，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维新派的“变法”要求不得不略作③ 《中日战争》第1 册，第69 页。
① 《中东战纪本末》卷2，第4 页。
②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第54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 卷，第163 页。
修改，提出“君权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