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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上谕。但是，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①实际上是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且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借口，没有宣布实行立宪的时间①。由于要求速开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参加这个行列的已经不只是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还包括一些驻外使臣、地方督抚、中央官员以至皇室成员。为了拉拢立宪派，共同对付革命党人，慈禧太后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 年8 月27 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且宣布：预备立宪以9 年为期。
这时，清皇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慈禧太后“万几待理，心力俱殚”②。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天“时有不适”，九月（10 月）出现了腹泻。十月初十（11月3 日），她在西苑度过了她的74 岁生日。由于举行庆典，她的活动过多，病情继续发展。十月十四日（11 月7 日），出现了“头痛目倦，。。烦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时而恶寒发热”等症状。次日，又“周身疼痛，面目发浮”③。十月二十一日（11 月14 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含恨死去。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掌握朝政大权，将光绪帝的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3岁的溥仪立为皇位继承人，年号宣统，继承同治帝、兼祧光绪帝，慈禧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仿照顺治朝故事，授载沣为摄政王。但是，一切军国政事，载沣都要秉承慈禧太后的“训示”，“裁度施行”④。她万万没有料到，第二天的未正三刻，她的长达47 年的统治就随着她生命的终结而结束了。因为她和光绪帝的死仅相隔一天，所以光绪帝的死因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产生了种③ 《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① 《上谕档》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① 《上谕档》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② 《上谕档》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③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甲戌。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太医院档案》。
种传说，成为晚清的一大疑案。慈禧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她的丧礼，按照清朝列代皇帝的规格举行。她生前的徽号，已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十六字，她死后的谥号，将徽号全部保留，前面加“孝钦”二字，后面加“配天兴圣显皇后”七字，史称孝钦显皇后。宣统元年十月初四日（1909 年11 月16 日），葬定陵东菩陀峪，称定东陵。第八章奕䜣第一节兄弟积怨奕䜣，号乐道主人，生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 年1 月11 日）。道光帝第六子，由孝静成皇后所生，与咸丰帝（奕裕┦粢炷傅堋５叁�生母孝全皇后早死，是奕䜣生母孝静皇贵妃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奕䜣。奕䜣与奕裕谝荒刚辗髦拢夷炅湎喾拢谑榉垦亩辆抟煊谇仔值堋＾叁�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6岁进乾清宫上书房读书，拜状元翁心存为师。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䜣乃师事贾桢。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典籍10 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病逝，遗命奕裕次弧＾仍｝登基后，改元咸丰，封奕䜣为恭亲王。咸丰二年（1852）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翌年九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丰帝命奕䜣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赐白虹刀，以示隆崇。十月，任军机大臣，旋兼任都统、宗人府宗令等职。
奕䜣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裕希拦獾垡沧钪影飧龆印０辞宄常饰淮罨首又胁诺录嬗耪撸叁�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裕闹鞘恫啪叨肌巴虿坏小鞭叁�，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裕媸诨耍匀市⒅娜≡糜诘拦獾邸Ｒ蝗眨拦獾哿熘罨首俞髁裕仍｝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①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裕亓魈椋辞幸斐＃暗鄞笤茫交仕淖尤市ⅲ⑽凰於ā！毕谭岬鄣梦挥腥∏芍樱厦鞯霓叁�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丰帝乳母（已尊为康慈皇贵太妃）去世，失去中间调节人，双方感情日益疏远。咸丰五年（1855），恭亲王生母孝静皇太后崩。早在孝静病笃之时，奕䜣即请旨尊封皇太后，抚育之恩，咸丰帝不能不依奏，但奕䜣请封时不免冲动，形同挟制，咸丰帝心终怏怏。孝静皇太后死后，“帝虽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给太后上谥时却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减杀太后丧仪”，谥法有异，对孝静皇太后“不系宣宗谥，不袝庙”①，表示嫡庶究竟有别。对此，奕䜣深表遗憾和懊恼。手足参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䜣异常悲痛的时刻，咸丰帝却责其“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②，降旨撤销其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仍在内廷行走，回上书房读书，以示惩罚。咸丰七年（1857），奕䜣复起，受命为都统，九年授内大臣。
① 《上谕档》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① 《清史稿》卷385《杜受田传》。
② 《清史稿》卷214《后妃传》。
第二节留守京师办理“和局”
时值内忧外患，纷至迭起，清皇朝险象丛生，危机四伏。太平军雄踞金陵，虎视江南，与清廷严重对峙，虽几经曲折，其势仍迅猛异常。江南未平，外患又起，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奕䜣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大敌人对清皇朝的威胁。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西上，直扑天津，摆出进攻北京的架势。在侵略军咄咄逼人的威慑下，咸丰帝速派员赴天津谈判。奕䜣对此表示不满，上奏《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反对对侵略者委曲顺从，指出“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后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③。但咸丰帝无心抵抗，为解京畿之危，他采纳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等人力主妥协的意见，决定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奕䜣又立即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指名道姓地指斥其岳父桂良的妥协言论和张惶恐惧的心理，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咸丰帝则企图通过“和谈”方式促使英法联军退兵。但是，《天津条约》的签订助长了英法联军的嚣张气焰和侵略欲望，它们向清廷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主战派一片主战呼声。奕䜣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①，希望咸丰帝拿定主意，坚持对外作战，上下同心，统一意志，与敌军决胜于疆场之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外主战的态度。鉴于英法两国要价太高，“天朝体制”面临严重破坏，咸丰帝也表现出强硬态度，欲修改或废除《天津条约》，并表示英、法如果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于是，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大沽口激战。咸丰十年（1860）八月，清军连连败北，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清军防线发动总攻。清军一败涂地，死伤惨重，八里桥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咸丰帝闻讯，大为震惊，在慌乱中命奕䜣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
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于是奕䜣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奕䜣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认为如不对外妥协，则内患不已，最终确定了对内镇压、对外乞和的方针。十月初，英法联军洗劫、烧毁圆明园，向清廷提出更为严厉的勒索和讹诈，促成奕䜣加快了对外妥协的步伐。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