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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惩处姚文甫的前四日（二月二十九日），陈天华偕刘揆一、仇亮、杨昌济等湘籍留学生到达东京。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人。生于光绪元年（1875）。父陈善，是一个贫寒的乡村塾师。陈天华5 岁随父读书。嗣以家贫，被迫“废学营小卖自给以求学”①。喜读历史书籍和传奇小说，尤其爱好民间传唱的话本弹词。稍长，清朝官场暴戾贪墨的景象，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备受荼毒的境况，经常激起陈天华的愤慨，从而使他对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深表景仰。故“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鄙弃不顾，而有愧色”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后，陈天华随父徙居新化县城，仍以营小贩糊口。嗣得族人周济，入资江书院求学。他深感读书机会难得，越发勤奋努力，把“书院里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细心研读”③。二十三年，维新变法⑥ 《关于邹容书信的几个问题》，《邹容文集》，第129—130 页。
① 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四川学务处》、《四川游学诸生调查表》，均在邹容名下到东京年月一栏内填写“二十八年八月”，参阅何一民：《邹容留学日本时间考》。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列传》，《邹容传略》。
③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辛亥革命》第1 册，第466 页。
① 冯自由撰《〈革命军〉作者邹容》称，邹容是日本留学生义勇队的发起人之一，并任队员，“遂日从众会操”（《革命逸史》第2 集第47 页），实系误记。查邹容自述：“予于今年中历三月间去日本而至上海，即与友人章炳麟同寓”。（《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吴稚晖《自苏报案至赴欧日记》则记载邹、章系三月十九日抵沪（《吴稚晖先生全集》卷12，第698 页）。四川荣昌■健撰《四川诸君公鉴》（载《苏报》四月十五日）提到四月初一日张园拒俄大会，“盖我四川簿中除健以外，仅巴县邹君一人而已”。说明邹容确曾出席张园聚会。又遍查东京留学生拒俄义勇队（成立后二日改名学生军）的队长、区队长、分队长、队员全部名单，亦无邹容之名（《苏报》四月二十二日）。冯自由记述的讹误，近年尚在有关论著中沿袭，故仍有澄清之必要。
② 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③ 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2 集。
运动急剧高涨，湖南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导，更称一时之盛。影响所及，新化县进步人士也相继进行维新活动，以开风气。二十四年闰三月，若干士绅上禀请禁幼女缠足，陈天华以童生名义参与其事①。当时，新化县仿时务学堂例在县城设实学堂，聘请的教习也都倾向于维新。陈天华考入实学堂肄业。
二十五年（1899），陈天华偕父亲以及残废的长兄同在县城廪保公所教小学生，同时在实学堂作通学生。次年春，他得友人资助，到长沙入岳麓书院就读。盛夏时，因父丧返乡，忧伤过甚，又染痢疾，仅免于死。二十七年（1901），“入省中求实书院，以文章名。莅湘某令，欲妻之，君毅然却之曰：‘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情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②。
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南巡抚俞廉三令举办咨送出洋游学和咨送京师大学堂的考选事宜，规定凡在岳麓、城南、求实等各书院肄业者，择优录送；当年壬寅科乡试落榜后，可调卷评阅，以定是否录送；各县、府、道也可保送少量名额。陈天华由长宝道以新化监生名义保送，经考核，调入省城师范馆。旋以留学生尚有余额，因而陈天华、肖仲祁、袁宗翰、成凤韶等得补为官费游学师范生③。翌年初，湖南省官费、自费留学生50 人领咨启行，二月二十二日（3 月20 日）由上海乘日轮博爱丸号东渡，二十九日抵达东京。陈天华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这时，“拒俄”运动大起。邹容刚返上海，陈天华乍到东京，都积极投身于这个炽热的反帝爱国运动中。
① 罗元鲲：《陈天华的少青年时期》，《湖南历史资料》1959 年第1 期。② 《湘报》第149 号。
③ 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第二节《革命军》和“苏报案”
邹容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中旬返抵上海，就读于爱国学社。当时，学问文章已负时誉的章太炎在学社任教，他同邹容交往几次，就发现这个年近弱冠的青年才思敏锐，胆识超群，于是结为忘年交，并邀约章士钊、张继四人结盟，以“排满”革命相勖勉。
清末，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以及新式学堂的兴办和留学风气的大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在上海表现得日益明显；偕同这一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力量迅速成长的新式知识分子，也纷纷汇集上海。于是，新旧冲突，新兴力量反抗封建桎梏的斗争，都渐次以“学界风潮”的形式滋生踵接。爱国学社就是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产物。因此，学社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活跃，师生们经常在上海著名的张园集会，演讲时事。这类引人瞩目的社会动态，也推动了一些报刊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上海一份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名为《苏报》的日报，就反映了这种现象。二十八年冬，它增辟“学界风潮”专栏，销路大为改观。翌年初，《苏报》主持人陈范与爱国学社订约，由章太炎、蔡元培等轮流撰稿，销售量更有所增长。
二十九年（1903）三月，传闻广西巡抚王之春将借法兵平定该省会党起事，东京留日学生即致电爱国学社及中国教育会，盼相互响应，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 月25 日），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开“拒法”大会。不旋踵，又传来俄国违约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妄图独占东三省权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于四月初一日（4 月27 日）会于张园，通电“拒俄”。初三日，为抗议侵略暴行，留日学生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初四日，上海千余人又在张园集会，蔡元培当场宣读东京留学生电文，群情益愤。爱国学社师生旋即仿东京留学生的作法，组织义勇队（嗣亦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计96 人，分8个小队，朝夕操练。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省会学堂的学生相继仿效。“拒俄”运动迅猛发展。
在狂飙乍起的“拒俄”运动中，邹容越加意气奋发，积极参与张园集会和义勇队的操练。四月二十八日（5 月24 日），中国教育会在张园开四月月会，邹容作《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的演说，爱国热望，意切情深。同时，他还提出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的倡议，号召全国学生结成大团体。邹容迫切地期望新兴的、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乘时振作，肩负起反清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正是在这种爱国激情驱使下，邹容写完了《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持请章太炎修改。章看过后，击节赞赏，认为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因而不作任何修饰，提笔书写一篇序文，称许《革命军》是“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排印，于五月初出版发行。
正当《革命军》问世之际，《苏报》因章士钊接充主笔，于五月初六日（6 月1 日）宣布“大改良”，言论更趋向激进，“排满”、“仇满”的文词，连篇迭出。初六日刊登《康有为》一文，痛斥康有为力倡保皇、抵拒革命的言行。十四日（9 日），刊登《读〈革命军〉》，将该书誉为“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又在“新书介绍”栏评论说，《革命军》“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闰五月初五日（6 月29 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登章太炎《驳康有为书》，指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对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痛加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