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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方归来的贸易者，同时还带回来罗马法，或者至少是带回来一种比西方任何地方残存的罗马法更有系统、也更合商业需要的文本。足以支持这一点的证据多得很。公元500年至1000年在地中海东、西之间，除了威尼斯和稍晚一点的亚马非以外，不曾有过任何持续不断的贸易。那期间有船只驶到过马赛港和其他港口，也有货物进行过交易，但是，西方此类活动既不要求汇聚资本这种进行持续贸易的手段，也不曾要求支持、保护和扩大商业的无数其他法律方法。在东方，情况就不同了；十分活跃的贸易，在君士坦丁遭受内、外危机迁都以后仍然照旧继续进行。罗马法律体制在地中海以东 ——包括埃及—巴勒斯坦沿海一带——仍继续反映商业事务的重要性。这种贸易法按罗马意义而论乃是一种“万民法”，它在西方贸易者随同着十字军来到时就已经有了。
12世纪开始迅速获得流行的那种法律，其中不仅包含君士坦丁迁离罗马时就已存在的罗马商法的许多成分，而且还有多处明显是依据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部分地废除了先前的罗马法而制订出来的种种法律规定。
拜占庭与西方之间的摩擦 ——后来发展成为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关于商路和货币的战争——在十字军初期的那几十年里并不存在。拜占庭乃是十字军一个早期的，虽不十分热心却也很有帮助的盟友，而且西方对于源出于拜占庭的知识学问，从来不曾拒绝接受。到了 13 世纪双方之间的决裂变得无可挽回和十分明显时，西方的经济增长业已容许建立各种典章制度，来维护和扩充那种经济制度的法律基础。
商人与封建领主相反，而且大概也与教皇为了装点门面而为的相反，对采纳各种异教、甚至不信教的观点并非不乐意；可证实这一点的是，活力充沛的贸易很快将穆斯林信徒和东方基督教徒结合起来。确实很有可能，阿拉伯人许多商业习惯，也曾如同他们的科学知识一样传到西方来。我们知道，12世纪在一些意大利城市，曾铸造过拜占庭和阿拉伯两种金币，因为这种金币都是众所认可的地中海贸易通货。12世纪甚至其上一个世纪的商人，都很熟悉阿拉伯人阿尔 ·迪密斯基写的一本书，内容是关于商业的种种美妙之处以及关于商品的优劣和骗子在商品方面搞的种种假冒伪造的知识。也许是通过远自罗马帝国鼎盛以来的种种地中海地区传统，阿拉伯人也熟悉包括集资建立合伙关系、赊账销售、以及信汇赁单等观念。有些研究者还在 12 世纪和 13 世纪的商务词汇中，发现了一些无可否认来源于阿拉伯的词语。
我们当然并非断言，拜占庭和阿拉伯的贸易惯例和法律体制，乃是十字军东征以后罗马法在西方复兴的唯一基础：本书下一章就将着重讨论威尼斯和亚马非两个城市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在这里肯定有罗马法的教学和著述所起的作用；人们每当需要就要将罗马法的教学和著述重新搬出来。但是，东方的影响确是要比大多数人所设想的更大一些。
当初发动十字军东征，表面上是为讨伐 “异教徒”，然不久却变为讨伐拜占庭基督徒，弄到最后竟是借此机会向阿拉伯文明和拜占庭文明，广泛借取法律知识和经商手段，这真是极大的讽刺。实际上，与远征巴勒斯坦所产生的那些真正而持久的后果相比，十字军公开宣布的每一项目标都显得毫无意义了。
十字军东征在1095年曾被称为 “圣战”，得到了许多贵族分子的支持，他们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种手段，要用它解决封建制度内部那些迫切而激烈的社会问题。然而，十字军参与者并没有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持久的军事力量，以他们为代表的各个封建集团也没有捞取到多么大的利益和光荣。最重要、最永久的受益者，是西方的商人，他们建立了许多经得起军事和政治变迁、能够长久留存的贸易前哨据点，那对于统治该地区的不论什么人，都是可以通过征收种种赋税和关卡捐税而大获其利的。
商人和钱商得到了财务利益，学到新贸易技巧和新法律体制。他们的贸易继续不断而且有利可图，直到后来地中海商路被绕经非洲和通往美洲大陆的航线取代，不再成为主要贸易通道为止。而且，我们将要看到，由十字军助长的种种经济力量，促使有些人以为还可挽救那加速毁灭的封建制度。
《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泰格 利维著 纪琨译
五、威尼斯和亚马非：东西方之间
在这一年里，教皇给查理加冕，封他为法兰克人之王 ……在圣使徒彼得的神殿里，给他从头到脚涂沫了圣油，并将……一顶王冠给他戴上……一位同时代的拜占庭历史家用这几句话，讥笑公元 800 年查理曼被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皇帝一事。这位拜占庭人可能很有理由嘲讽法兰克人。就连 400 年后，在拜占庭帝国已成为空壳时，西方仍旧没有一座城市，足以与君士坦丁堡相匹比。香槟地方的维拉杜安，是第四次十字军的一位首领，他于 1203 年 6 月 24 日在海上，首次望见这座都城：
你们现在可以想见，那些先前没有看到过君士坦丁堡的人，都非常热切地凝望它，因为他们决不会料想到，世界上竟能有这么富足的一座城市；他们注意到它的四周环绕着那些高大的城墙和坚固的塔楼，还有那些教堂 ——为数之多若非亲眼得见不会有人相信——以及这座城市的巍峨与宽阔，简直是无上至尊压倒其他一切城市。所以不妨让你们得知，虽在场的人个个无比强壮结实，却没有谁不是在浑身肌肉颤抖；这倒也无怪其然，因为自从创世以来还不曾有过哪一个民族，能干出来这么雄伟的一椿事业。
要知道，维拉杜安在这里谈到的，只不过是早先威尼斯曾经向它献过殷勤，而现在业已衰落颓败的那座雄伟城市的空壳；维拉杜安乃是随同威尼斯舰队，前来劫掠君士坦丁堡最后一批珍宝的。
但是，我们若要探索促成城市资产阶级起义的那些经济和法律思想的根源，就必须考察威尼斯和亚马非这两个口岸和商人城市所处的位置。它们都曾是拜占庭的附庸，各种商品、货币和知识都是通过它们，才首先渗入，然后开始瓦解西欧的封建体制的。
威尼斯的地理形势，大大有助于它所扮演的角色。许多泻湖和沼泽，为它提供免受陆上侵略的保护，并引导它的居民投身海上。从公元６世纪起，编年史提到威尼斯，就一直称它是航海的和商人市镇，尽管当时在西欧其他地方，商业实际上是处于停滞状态。到了下一个世纪，威尼斯成了拜占庭贸易网的重要联结点，它的许多单层甲板大帆船，不断向那个帝国供应奴隶、木材、铁和其他 “初级产品”。甚至教皇屡颁禁令，也阻止不了基督教徒的奴隶贩运。连查理曼大帝本人都承认，拜占庭对威尼斯有宗主权。
亚马非也是这样，因名义上是拜占庭附庸而受益。它位于意大利西侧，既与东方贸易，也对西方 ——同非洲和伊伯利亚半岛上的各城市——贸易。到 10 世纪将结束之时，用当时一位阿拉伯商人的话来说，亚马非已经是“伦巴底地区最兴旺的市镇，由于它的种种实际条件而成为最华美、最著名、最富足和最丰裕的市镇。”
当拜占庭帝国趋于衰落、拜占庭的地中海实力动摇不稳之际，威尼斯和亚马非却与穆斯林和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直接接触。威尼斯曾在公元992年同拜占庭订立一项很有利的通商条约。到1000年，拜占庭的远程贸易和海上防卫便都落入威尼斯航运船队掌握；1000年达尔马西亚向威尼斯表示臣服，将它对拜占庭皇帝名义上的忠诚转向于威尼斯。拜占庭商人在行会特权和高额赋税的重压下支撑不住，已无能力再资助费用甚高的海上冒险贸易。确实，意大利商人居于独享特权的地位，拜占庭人对这一点是深怀怨愤的，最后达到极点，以致1180年在君士坦丁堡爆发骚乱，大肆屠杀拉丁族人。
亚马非约在1030年前后，就已在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有一处很繁盛的商人侨居地，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旅馆 ——“圣约翰旅客招待所”。这片小飞地作为拜占庭皇帝的附庸，宣称有权免缴赋税，并与穆斯林人进行有厚利的贸易，它甚至直到亚马非的商业繁荣衰退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