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地是吧，那我放水把你给淹了――国家制造水灾。这样税收的下降，造成清朝的军队缺饷，42万大军还没到与英国交战的地方，在路上首先就自己杀起来，校场格斗，日有积尸，杀完了之后，胜的一方再杀向英国，到了那里之后，发现英国人走了。英国其实不上岸，它是海战战术。清军就逮着老百姓，“汉奸，出钱！”结果老百姓恨官军，都成英国奸细了。官军如匪，没有钱，缺饷，自然就抢老百姓了。第三，就是胡绳说的，英国采用了清军不擅长的海洋战争，它不是占领领土，而是封锁你长江口，不占领南京，但封锁了你清朝的漕运，清朝打不下去了。与其这样打，收不上税，不如一次性赔偿三千万，这样完事，咱们将来还可以继续收税。皇帝一听，有理啊。有什么了不起，当年我们的广东公行，鸦片战争时期，仅仅一年的外贸盈余就是2800余万，赔它个三千万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还可以继续收税就行。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1830到1850年的时候，世界发生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因为在漫长的贸易过程当中，欧洲积累了世界上主要的黄金。为什么积累黄金而不积累白银呢？因为黄金比白银好携带。同时，在非洲的殖民掠夺过程中，英国、法国、荷兰等积累黄金，就率先采用了金本位的制度，这样造成世界上所有的劣质白银都运到中国来了。本来中国的就是多币制，哗的一下就乱套了；在这过程当中，广东公行的商人，又把大量的纹银（就是白银里头最好的）搞投机活动，出口到印度，再到欧洲，进行套利。我们所说的白银外流，是指国库的纹银大量外流。同时，涌入大量的劣质银，内外交攻，摧毁了清王朝的货币制度。这是发生在1830年到1850年间的事情。
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敢于动武，那是英国人出钱，让它跟中国打，日本没钱，它哪里有钱啊，英格兰银行说，我出钱你打，打完之后你直接把白银放到我英格兰银行里，换成英镑。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要求中国赔偿2亿多纹银，但要中国换成英镑，存在英格兰银行。日本正是通过这笔款，完成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就是明清之变和中国货币主权之丧失。当然，我们过去所说的明清灭亡的道理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仅仅从中国内部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不能看到（但也不应该不看到），在1500年之后，特别是1570年之后，通过美洲的白银贸易，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不是没有货币经济，而是没有国家货币主权，我们离开1500以后货币的流动状况来解释两朝的兴衰，仅仅从中国内部看问题是不行的。
从中国内部来说，我们要么说王朝太腐败。但是，朱由检可不腐败，朱由检是所有的好皇帝中最廉洁的一个。要么说西方太强大，但是，我们从来不说欧洲太野蛮，从来不像尼采所指出的，欧洲文明的实质就是野蛮，就是战争，野蛮和战争就是“主人道德”，中国文明的实质就是文明、就是和平，文明与和平就是“奴隶道德”。我们不读尼采的书，就不会不象欧洲人自己那样明白是怎么发家的，最懂得欧洲本质的人就是尼采，所以，问题还是言必称希腊，对什么是希腊，却不知道。中国历朝历代起码表面上都在想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或者对外在想怎么建立“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而不知道欧洲在夺取了美洲之后，产生了恩格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社会，产生了利用他人的资源谋自身发展的道路。这个就是光脚不怕穿鞋子了，他们当年确实是没有什么负担。
不过，今天的世界倒过来了，我有一个英国朋友，回英国一看，他说现在的英国几乎就是当年的大清王朝，没有一辆车是能准点到的，连英超那些足球队踢起球来都不卖命了。英国人每天都在睡午觉、喝下午茶，所有的地方都没效率，而他到深圳一看，哎呀不得了啊――如今阿Q成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成了阿Q，满街的中国人都在忙着抢钱，眼睛都是绿的。这个时候的深圳是那个时候的英国，这个时候的伦敦是那个时候的北京。
所以，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唐宋之变与明清之变。唐宋之变未完成是什么原因呢？简单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当然也产生了天才，比如王安石，但是，这个制度也产生了我们常说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我们的科举考试，研究经书，经书的核心要么是周礼，周礼的核心是官职的分配，官员的分配。要么就是研究义理，“养吾浩然之正气”。现在我们看很多官员办公室椅子的背后，墙上还是写着这个“浩然正气”。要么就是诗词歌赋。可是对于经济，对于通过货币、税收来支配国家，增加行政效率，国家正式官员队伍里面，大概只有王安石一个人会（他什么都会，包括诗词歌赋也不错），但是胥吏、县令、县里的掌书记、村官，就是“吏”，他们也会。所以王安石变法就只有用小人。中国基层，财政司法，实际上五百年来都是控制在吏手里。你看《红楼梦》里讲的：贾雨村上台判案，葫芦僧判葫芦案，讲的就是这个所谓吏主地方、吏主司法，这种封建体制的特征。
而明朝之后，表面上看国家是用货币手段调配资源，效率增加，但是，这个货币是没有主权的，是依靠从美洲进口的商品。为什么这个时候的国家竟然很容易在一个糊里糊涂、上班不说话的皇帝那里完成了这项重大使命呢？因为有浙江、福建的商人支持。中国所谓买办商人的根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中国后来之所以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有其必然性：第一，是封建主义、封建官僚导致的国家组织能力下降。所谓“官无封建”，就是官什么也不会；所谓“吏有封建”，就是吏把持地方财政司法；第二，国家面对马铃薯一样的小农，没有办法，基层没有组织。这个是唐太宗之后就遇到的问题，上有皇权，下有马铃薯一样多的子民，具体有多少，搞不清楚，也顾不过来，没法授田，也没法收税。搞不清有多少人，你就不知道要收多少税，不知道收多少税，就不知道发多少钞，合理的财政于就是不能确立，租庸调制度坏了以后，中国社会就是“两张皮”结构；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最终原因，同样也是没有下层和基层人民群众的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就靠神宗一个人支持，神宗一死，人亡政息。
所以，我们说中国1840年以来衰败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也就更是必然的。革命首先从基层开始，把吏主地方的基层的封建主义打掉，就是要建立基层的组织。没有建立一个人民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真正的反封建。再就是打击买办商人，夺取国家货币主权。所以，我们即使从中国革命的破坏意义上来说，它要打倒完全无能的官（就是那个士大夫阶级），铲掉鱼肉地方的吏，推倒买办商人。从建设上说，它形成了基层的政治与经济组织，解决了王安石所不能解决动员基层的问题，保证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
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有几句话今天想来很感慨，他说：“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而尤重为民制产。两税法后一千年，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务追征诛求”；他说“为民制产”，这才是贞观之治的最高峰，随后在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为民制产的政治了。今天看来，这个话很深刻，但也不完全，我们知道，实际上，租庸调制度的存在，是需要得天独厚的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人口相对较少而且几乎没有流动性、国家资源绝对丰厚、国家能力空前强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即使国家掌握着最先进、现代的货币工具，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样流动性的人口，要给每个百姓逐一“制产”，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而这就是租庸调最终瓦解的原因。
真正破解了这个千古难题的是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的制度，所谓的“为民制产”，在农村就是以生产队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在城市就是集体企业和相关的单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的生老病死、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是由基层集体组织所提供和解决的，国家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集体经济和单位，是城乡居民可以依靠的产业，这就是贞观之后的唯一一次“为民制产”。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控诉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基层组织的毛病，认为它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