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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字表明，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是中国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时期，比近三十年狠抓计划生育的时代下降得还要快得多，这实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效果如此显着，并没有因为对马寅初的批判而放弃对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什么新中国的人口还是大量增加了呢？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影响人口增长变化的，除了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对群众的广泛宣传发动之外，还有居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医疗卫生条件、人均预期寿命、头胎生育年龄、控制计划生育的技术手段、传统的生育观念等等许多因素，并不是少数人拍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事情。认识一个问题，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有一个过程，更需要必要的时间，特别是对于计划生育这一关系到子孙后代千家万户民族存亡兴衰的大事，更是如此。首先，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处于一穷二白的状况，除了丰富的人力，几乎没有其它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怎么可以在建国伊始，没有任何资料、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决定实行计划生育？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新中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前，中国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人口数据，中国人头脑中的人口数据也就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这就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几乎停滞不前，当然就没有控制人口的必要了；其次，多子多福是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更是数千年来中国医疗条件恶劣，婴幼儿成活率极低的现实给逼出来的，要想改变这一观念，需要时间，更需要改善整个中国的医疗条件、文化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婴幼儿成活率，而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只有最无知、最浅薄、最幼稚的人才认为只需轻轻地喊上几句空洞的口号就能改变别人几千年、上万年形成的生育观念。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国革命主要是依靠农民才取得最终的胜利的，中国农民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极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得政权之际，就立即贸然要求农民改变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剥夺农民这一并不算过分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是绝对做不到的，是对人民的极端的不负责任。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他绝不可能在人民还不理解、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就草率地采取简单野蛮粗暴的计划生育方式，比如像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该扎不扎，株连八家，该流不流，拉猪牵牛；喝药给瓶，上吊递绳这样的计划生育方式，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第三，在建国之初，当时并没有有效的控制计划生育的手段，中国既不会生产避孕套，也没有可靠的口服避孕药，还不懂得结扎这一有效的避孕方式，中国拿什么去开展计划生育？总不能将生下来的孩子都掐死吧？当然，人工流产比较有效，但当时会做这种手术的医院并不多，而且传统的吸宫术、钳刮术痛苦较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医生的经验来完成，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子宫穿孔、大出血等情况，危及孕妇生命。人工流产是一项创伤性的手术，即使在医学发达的今天，仍然会不可避免地损伤到妇女的子宫内膜以及其它器官，何况是在几十年前？即使手术成功，也容易为以后的生育留下隐患，造成终身不孕不育的严重后果。另外，人工流产这种方式，的确不怎么人道，不太符合人类的伦理道德，同时还容易给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采取这样的计划生育方式。
实际上，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悄然为新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正式颁布施行，对结婚的最低年龄作了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这是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翻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都是提倡早婚的。比如，后周武帝规定，男子十五、女子十三，为娶嫁之期；唐朝开元年间规定，男十五、女十二以上，听婚嫁；清《通令》规定，男十六岁、女十四岁以上，可以娶嫁；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篇婚姻章，虽然在形式上规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者，不得结婚，但实际上对于早婚现象，从未加以制止教育。因为婚龄降低，不仅可以增加税收收入，还可以增加劳役人员的人数，所以他们提倡早婚，甚至强制早婚。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由于受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早婚的恶劣习俗也熟视无睹。以许多人推崇的节制生育楷模马寅初为例，马寅初同时拥有两个妻子，养育成活了七个孩子。马寅初在与第二位妻子王仲贞结婚时，王仲贞当时年仅十三岁，属于标准的未成年幼女，而马寅初此时已有三十五周岁，比王仲贞整整大了二十二岁。马寅初还曾在美国留学十年，接受西方教育近二十年，而且娶第二个妻子时还在担任北大教授，尚且如此。由此可知早婚现象在中国社会的普遍和严重。新中国在建国之初，首先颁布施行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由于《婚姻法》的施行及其大张旗鼓的宣传，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早婚的陋习，这不仅有利于大大降低人口出生率，更体现了对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保护，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其实，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生率并不高于解放前，也不高于同时代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生育率为例，一九五〇年中国为五点八一，印度五点九七；一九六五年中国六点〇八，印度六点二三；一九七二年中国四点九八，印度五点五九；一九七五年中国三点五七，印度五点三五；一九八〇年中国二点二四，印度四点九五。所以“批马寅初导致鼓励生育”的观点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生得太多，而是因为死的太少，是死亡率的急剧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的飞速跃升造成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如果我们一定要将现在中国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泽东的话，那只能怪他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降低得太多了，只能怪他将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得太快了。人均寿命预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有效的指标，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均寿命的大幅提升。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实现了大跃进。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中国社会飞速进步，人均预期寿命从三十五岁提高到六十五岁，而同时期的世界人圴寿命预期只从四十七岁提高到五十八岁。一九八一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六十八岁，接近于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当时的印度只有五十四岁，要知道，在印度独立的时候，人均预期寿命是四十一岁，比中国还要高。中国现在的人均预期寿命比韩国短五点四岁，可是，在一九七六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却超过了当时的韩国。一九八一年以来，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四岁，印度增长了十岁，尽管印度在跑步追赶中国，但是，印度至今仍然没有能够达到中国在毛泽东逝世时的水平。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然而在当代中国，如果还要继续沿用这样的说法，则更多表现的是幽默。以当代已经故去的最著名人物为例，邓小平及其夫人卓琳均活了九十三岁，叶剑英八十九岁，陈云九十岁，李先念八十三岁，杨尚昆九十二岁，彭真九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