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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247＇ Yeltsin's resignation speech，Friday； 31 December； 1999； 10：40
GMT，news。bbc。uk/2/hi/world/monitoring/584845。stm。
＇248＇ 1960年5月邓拓参观东林书院时有感而发：“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下间。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249＇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档案”，＇俄＇A 。 M 。 列多夫斯基着，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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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LH：揭秘毛泽东时代计划生育工作真相
——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
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然而，许多事实证明，人类的记忆往往并不那么可靠，人类其实是一种非常健忘的生物，哪怕是刚刚发生过的，亿万人曾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也不例外，因此人类经常会重复地去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同样的错误。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再加上种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如果有人故意把水趟浑的话，在经过长期强大的反复宣传及暗示的情况下，更是这样。有人以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自己亲眼见到的总不会有错吧？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也不一定。例如千百年来，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边落下，因此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及其其它一切星球都是围绕着地球运转的，谁如果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在主张异端邪说。当然，我们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但纠正这个错误却并不容易，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并且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需要经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人们的印象中，毛泽东好像是不主张计划生育的。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市饲料公司技术员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就是其中的典型。这篇文章的标题确实雷人，曾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在作者看来，实行计划生育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既不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也不必考虑相关条件是否成熟，只需轻轻喊上几句口号就可以实现的，所以对马寅初一个人的批判，就导致了错误增加三亿人口的严重后果。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为国内外许多报刊所转载和引用，成为社会中广泛流传的名言并影响至今。当时我本人作为一个没有什么思辨能力的高中学生，也曾经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因为事实似乎非常明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口确实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很大，大大超出了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样一种思维，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说，倒也算不了什么。不过，如果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也采取这种思维方式来进行判断，则未免显得过于草率、过于肤浅、过于片面、过于武断，过于荒唐，也过于不负责任了。由此而推导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很难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作者朱相远自己后来承认，文章发表后，质疑的声音就一直不断。然而，所有这些质疑的声音，并没有能够影响该作者修正其观点，一九八九年四月，《光明日报》再次发表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写在第十一亿位国民出生前夕》。这位作者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其实作为我个人，我倒是发自内心的希望朱相远先生的观点能够成为现实，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控制人口增长将变得极为简单，就像拧自来水的开关一样，想要人口增长的时候，就把自来水开关打开，不希望人口增长的时候，就把自来水的开关关上，人口增长速度快了，就把自来水的开关拧小，人口增长速度慢了，就把自来水的开关拧大，哪里还需要像我们现在这样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付出及其惨痛的代价，造成社会严重的不和谐呢？可惜的是，愿望毕竟只是愿望，虽然比较美好，但它终究不是现实，人口增长自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不是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人口生产方面的复杂机理，不知道怎样去科学合理地应对复杂的人口形势。比如，我们在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之后，在尚没有完全富裕的情况下，却突然遭遇了严重的人口老化危机，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甚至一百多年的人口老化过程，一方面老年人口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不孕不育症患者急剧增多，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百分之一攀升到目前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对上述这些问题，不知朱相远先生有何应对之策？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即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人口发展的艰难历程，只有了解了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人口发展情况，我们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
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世界各国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曲折的过程，先后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几个阶段。据考古证实，大约在二三百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我们知道，原始人类是没有计划生育之类的概念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就代表了全部的生产力，人口的多少、体质的强弱决定了氏族或部落的兴衰，因而原始人类最为期盼的就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世界各地原始社会普遍流行的生殖崇拜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食物极为匮乏，人类繁衍人口，期盼人丁兴旺的愿望长期不能得到实现。据学者估计，在约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晚期，中国人口可能已有一百万左右，夏禹时（大约在公元前二千一百年），全国人口为一千三百五十五万，到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时期，人口仍停留在一千三百七十一万人的规模上，一千多年的时间，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到了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中国人口达到约六千万，此后经过一千七百多年的努力，在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一亿，达到一亿一千万。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从一亿二千万急剧增加到三亿，因而被一些清史学家赞誉为“康乾盛世”。
其实十八世纪以后人口的快速增长，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当时全世界都是这样。例如英国在十一世纪时的人口约有一百五十万，据一三七七年征收人头税的资料估计，此时的英国人口不过二百多万，一五〇〇年，增加到四百万，到一八一〇年发展到一千零五十万人，到一九〇一年更增长为四千五百二十三万人。从一五〇〇年到二〇〇〇年的五百年间，英国人口增长五十三点五倍，其中本土增长十六点二倍，远远超过了我国的人口增长。与此相适应，原来仅仅只是一种小小方言的英语，发展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语言。根据苏联人口学家拉尔乌尼斯的估计，全世界在公元初的人口是二亿三千万人，公元一千年有三亿零五百万人，一五〇〇年有四亿四千万人，一六五〇年有五亿五千万人，一八〇〇年增加到九亿五千二百万人，一八五〇年增加到十二亿四千七百万人，一九〇〇年增加到十六亿五千六百万人。可见世界各国人口都是在十七、十八世纪先后起飞。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粮食生产的增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进入美洲新大陆以后，伴随着对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和在世界范围的掠夺与扩张，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红薯、马铃薯等产量极高、适应性极强的农作物也渐渐向全世界扩散开来。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玉米、红薯、马铃薯等农作物先后被引入我国。玉米的适应能力极强，并且容易栽培，不论是低于海平面的盆地还是高海拔的山区都能种植，单位面积产量居谷类作物之首，春玉米又比其它春播植物成熟早，易于填补青黄不接时候的空白，因此很快成为山区农民的口粮，后来逐渐扩散到平原地区。红薯更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