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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咬定我干过，我就生气，把我打成稀烂固然生气，把我捧到玉皇大帝的座位上，舒舒服服的坐，也照样生气。
写到这里，谨向四位读者老爷道歉，我老人家多少有点气昏了头，有机会就发泄发泄，叟言无忌，原谅原谅。盖恰恰相反，我却觉得凌波女士实在值得我们思慕。几乎所有的女电影明星，都教人起鸡皮疙瘩，有的装腔作势，除非拿银子晃她一晃，她的架子就永不会塌。有的搔首弄姿，连点点头都是演戏。有的虎视眈眈，急吼吼到处找肉头。然而更主要的是，差不多都一肚子草包（对不起，你阁下当然例外），中看不中吃，只能瞧，不能谈，非谈不可的话，就言语乏味，进而连累得面目可憎。在这方面，李丽华女士可说集各型之大成，有人说她上自头发梢，下到脚趾甲，全是假的。其实，外面全是假的没啥，有啥的是她内心也全是假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有政治意义，教人阵阵发毛。只有凌波女士仍保持正常的一片纯真，这种人不但电影圈里少见，就是社会上也少见。
正因为凌波女士有点傻兮兮，所以她才跳进包商──那位可敬的套曲家周蓝萍先生暨夫人的圈圈，被牵着鼻子，沿街卖唱。从台北唱到高雄，从高雄唱到台南，再从台南唱到台中。嗟夫，这正是一段〈后庭花〉：「急煎煎红尘里走，气怯怯大街上诌，走的个喘吁吁无停脚，诌的个汗淫淫不转头。真好是没来由，盛名家私一齐丢，娇身躯，不自由。」
沿街卖唱的毒计
凌波女士以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毅然对抗影坛霸王邵氏公司的邵氏家族，想一想真使人毛骨悚然。所以她为了筹措打官司的钱，和以后不致饿死的费用，来台北第一酒店演唱，其心可哀，其情可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女明星，都不敢面临这种考验，盖拍成电影，票房纪录问题，有缓冲余地，看一场电影不过十元二十元，初中小娃娃都出得起。而喜欢电影和崇拜明星是两回事，对明星一无所知的观众车载斗量，差不多都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很少为了某一个明星而看电影。即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而论，后来大家虽然为了看明星而看电影，但当初却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也。要观众去花两百元听歌一曲，真是一个可怕的冒险。李丽华女士也能唱两句，但恐怕把她吊起来她都不敢这么乾坤一掷。而凌波女士却这么做啦，可看出她真是到了万不得已。在台北演唱期间，我老人家虽然没有去听（那要爬七千个格子才能凑出二百元，而稿费茫茫，又不知报馆啥时候给，实在是去不起），但却是万分同情，而且一想起卖座可能不好，就心如刀割。
这一次她南下高雄，不但出观众的意料之外，恐怕也出她自己的意料之外。说来话长，当中国广播公司跟她洽商，请她为宜兰灾区义演一场时，她满口答应，而且答应自己吃自己，自己住自己──那就是，除了香港往返的飞机票之外，她不要中国广播公司别的招待。这种盛情，每个人都非常感动。但感动最厉害的，恐怕还是周蓝萍先生啦，在义唱的计画下，密谋起矣，定下了沿街卖唱的毒计。
套曲家暨夫人的密谋，在最高机密下进行，一直到凌波女士回国义演，中国广播公司向她打听啥时候返香港，好为她安排班机时，才恍然大悟。一场善意的义演，遂成了生意经上的烟幕，小民纳税钱的飞机票，也成了生意经上的往返路费矣，这个算盘打得可真够精。有那么一天，美国国务院看上了我老人家的嗓子，用飞机把我老人家接到华盛顿唱两出，我也来一个沿街卖唱，跑遍南北美洲码头，捞他一笔。有此前例可援，谁都无法开口反对也。
凌波女士沿街卖唱，我们不认为她不对，不要说她只是亚洲影展的皇后，即令她是世界帝展的国王陛下，用正当的方法谋生，都是可敬的。宁死也不塌架子的观念，应是落伍的啦。同时这一次顺手牵羊，她也一定欣然同意，否则的话，套曲家总不能捏着她的脖子吧。然而，我们惋惜的正是在此，以她忠厚的个性，恐怕逃不出这对夫妇天花乱坠的手法。
凌波女士的遭遇，似乎给世人很多启示，使我们对历史上或眼皮底下若干教人跺脚的事件，获得一个旁观者清的了解。那就是，一个人不能悬崖勒马，固然由于他自己到时候勒不住，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那些围着他团团转，和那些靠他吃饭的寄生虫不准他勒。虚荣心强烈的太太，往往造成为非作歹的丈夫，盖丈夫受不了娇妻的愁眉苦脸也；满坑满谷的寄生虫，往往造成走入绝地的头目，盖头目受不了生前的冷落淡泊也。人人都向范蠡先生致敬，为文种先生叹气，其实二人聪明才智是相等的，只不过范蠡先生放得下，而文种先生放不下。
常有人拍大腿作豪语曰：「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呜呼，啥叫「放得下」？这话说起来既不费力，又不费钱，可是一旦要真的去做，恐怕比割他屁股上的肉还痛。夫「放得下」者，不是指放得下「煌煌金印大如斗」，金印再大，乃无情之物，说扔啦也就扔啦。而是指寄生虫的膝下承欢，前呼后拥，和教他舒服的那种杀身以报的嘴脸，就实在牵肠挂肚。史书上虽没有详细描写，但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文种先生所以退不下来，恐怕和寄生虫群晓以大义有关。而且，即令大智大勇，决心教他们鸟兽散，恐怕他们也不会散。原因很简单，寄生虫都是有吸盘的──君见过蚂蟥乎？蚂蟥似乎不是寄生虫，但他阁下的吸盘可真蔚为奇观，他不吸上你，算你运气，一旦吸上了你，则不但吸，而且还往肉里钻。主人翁一气之下，捞起破鞋就打，结果是越打他，他越吸得牢。实在无法，用手猛拉，这一拉不当紧，拉不断还好，拉断啦他的前半截就索性钻进去。反正他是从一而终，吃定啦。
这也就是说，「人物」们即令忽然心里明白得水晶一样，也没有用，想「得意不可再往」，也作不了主。寄生虫是靠主子吃饭的，你不再往，他混个啥？等到吸得水枯石烂，然后把脚一踢，另投明主。这社会真是可怕，一些稍有点成就的朋友，想勒马都找不到缰绳。你刚一欠屁股，寄生虫就一把揪住，痛哭流涕曰：「你骑得正叫座呀，谁不拍巴掌呀，你要是不再继续往前猛冲，怎对得起天地良心，国家民族呀。」
套曲家是不是如此这般吸住了凌波女士，揪住她不准她勒马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发表了这一类的言论，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凌波女士这种从悬崖上往下跳的勇气，必有名师指点。台北报纸评论中指出的，认为凌波女士不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想凌波女士知道不知道是另一回事，而套曲家聪明盖世，恐怕是知道的也。正因为他知道，所以趁着吸得正紧的时候，多吸一口是一口；趁着还可以压搾出点油水的时候，多压搾一滴是一滴。于是乎，万众归心的一代影后，变成了一棵卖唱跑码头的摇钱树。
花无百日红
说了凌波女士和套曲家夫妇这么多，越说越觉得好像我老人家在做自传。呜呼，柏杨先生固也在「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的边缘，不仅是在边缘，现在穷写专栏，简直已经在悬崖上马失前蹄矣。我老人家周围虽然没有团团转的智勇之士，但老妻却一直怕我突然跳下马背。盖稿费来源断绝，她就不能戴花抹粉「老来俏」啦。不过有个问题跟凌波女士不一样的，柏杨先生被掇弄得身败名裂，柏杨夫人一定跟着受活罪；而凌波女士被掇弄得身败名裂，套曲家夫妇到时候把脸一拉（以套曲家的忠孝仁爱，翻脸倒不至于，但把尊脸拉下来，恐怕在意料之中），她喝她的凉水，他吃他的牛奶，便两不相涉矣。
正因为利相同而害不相同，所以他阁下并不爱惜凌波女士的羽毛，不但不爱惜，反而尽量糟蹋。有一件事我敢跟你赌一块钱的，凌波女士这次如果不砸锅，终有一天也要砸锅。可敬的周蓝萍先生暨夫人，一甜再甜，说不定能把她引诱到阿里山上唱，反正是她不倒栽，他绝不罢休。
这次高雄卖唱垮得哗啦哗啦响，是必然的。盖全高雄连怀抱中的娃儿，车站卖甘蔗水的，以及牢狱里的倒楣朋友在内，不过八十万人。可是场地却选定了体育场，该体育场能容纳八千之多。一天两场，就有一万六千个位置。那就是说，必须全高雄七分之一的人都去洗耳恭听，才能把场子坐满。夫台北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