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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汉不提当年勇
柏杨先生曾指出中国人的「僵尸迷恋症候群」，反正是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因此潜移默化，中华民族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艺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可是「古时候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
「自古有之」观念是中国人保守主义的象征。不知「自古有之」有什么值得自傲之处？
「古已有之」当然值得骄傲，这正是历史的功能，所以每一个民族都夸耀祖先的伟大。中国人的毛病只是把「古已有之」当挡箭牌和遮羞布，除了「古已有之」外，现在什么都没有，这是「鸭子死了，只剩下一只硬嘴」！所以才使人生厌。我听老年人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走到荒野，投宿破庙，天寒地冻，听到廊下两个老乞婆在那里说话，一个老乞婆说：「我当年出嫁时，嫁妆塞满了一街！」另一个老乞婆不屑的说：「我当年出嫁时，身穿凤冠霞帔（高级官员夫人的服饰）！」这正是「古已有之」发飙时的悲情写照。中国有句谚语：「好汉不谈当年勇！」中国人偏偏喜欢谈当年勇，岂不是很大的讽刺。据说：德国第一次大战时名将毛瑟在读完德译本的《孙子兵法》后，赞叹不已，但是他声明说：「我只佩服古代的中国人！」这句当头棒喝的话，如果仍不能敲醒中国人的「古梦」，真是不可救药的民族！
「大儒」不过注释虫
「僵尸迷恋症」的第一位患者是不是孔丘先生？因为他是「述而不作」，好古薄今的始作俑者。
孔丘先生之对「古」的崇拜，真是到了伊达先生所形容的「狂奔」程度。他所形容的「尧舜时代」，简直美妙得难以想像，不仅是理想的伊甸园，更是天堂中的天堂，可是历史上的记载，却不是那样。在尧舜时代，中国全境发生旱灾（史书记载，当时天上有九个太阳），又曾发生过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空前绝后，直到二十一世纪，都没有见过的最可怕的水灾。君王屠杀大臣，大臣谋杀君王，这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史书上，并由儒家系统承认的。这怎么会是一个理想时代？发高烧的人不相信事实，只相信孔丘先生一连串诗情画意般的梦呓。孔丘如果不知道那些灾难，是他无知，如果知道却为了政治利益去把它美化，就跟为了政治利益去把一段美的历史丑化一样，是一种诈欺。不知道他阁下为什么做出这种事？
儒家学派宣称：孔丘的「述而不作」，是一种谦逊，我认为孔丘是在掩护他伪造尧舜时代的历史，表示他只照本抄写，并没有一丝一毫创作，反证他所作的形容的真实性。我不认为孔丘「不作」，他如果没有创造能力，怎么能把一个丑八怪塑造得那么漂亮？但「述而不作」四个字却害死了他的徒子徒孙，扼杀了他徒子徒孙的创造力，司马光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使他写《资治通监》都不敢紧接孔丘的屁股。至于其他徒众，诸如著名的程颐、朱熹、王阳明之类所谓的大儒，不过几个注释虫罢了。
小白老鼠效应
同情心、嫉妒心人皆有之，可是有人说中国人对别人的苦难，常以明目张胆、兴高采烈的看热闹的方式，冷眼旁观。对于别人的成就和幸福，则以讳莫如深；极端隐密，极端恶毒的嫉妒心待之。当然现在中国也很流行「红眼病」。
这一幸灾乐祸，嫉福如仇的心理，如依柏杨先生的高见看来，是不是自古有之，于今尤烈？也是来自酱缸文化吗？
酱缸文化的难以涤清，和人口太多有关，有人称之为「小白鼠效应」，科学家把一群小白鼠养在一个大的空房间里，发现他们都很安静、和睦。可是放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小笼子里不久，他们就显得烦躁、易怒，时间更久，甚至发生打斗、嘶咬。
「小白鼠效应」是有道理的，但是却不一定如此，日本也是人挤人，为什么没有中国这么糟糕！我的想法是：幸灾乐祸是人类天性，能看到敌人仇人受到灾难，认为是上天惩罚，当然大乐。可是对陌生人的痛苦毫无动于衷，却是中国人的特征，我从事国际特赦救援工作，发现了一点，要想使中国人关怀外国（尤其是远在天边，从没有听说过的国家）的良心犯和非暴力政治犯，简直难如上青天，中国人的爱心很难突破自己乡土的疆界，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少这种终极关怀的动力。
然而，中国人最丑陋的一面，仍是最善于讲假话、空话、大话、酸话、毒话，以及肉麻阿谀的话。这里特别对我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中所提的，加以修正和补充。
我提醒先生，你不妨检查自己的交往，你会发现，你永远不会从一个中国人口中，听到他对其他的人赞扬！你知道为什么？为的是上帝正在天上垂听，一个中国人如果赞扬别人，上帝立刻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国朋友谈起另一位中国学者，一不小心，赞扬了几句，外国朋友大叫说：「你什么时候被开除国籍了！」看我愕然的样子，他笑说：「中国人从不在背后说人好话的！」
中国人是一个在各种压力下受伤很深的民族，没有培养出赞美和欣赏别人的能力，却发展出斗臭别人或阿谀别人两极化的语言。要中国人培养出健康的语言，要从心灵的健康着手，这恐怕要经过一段长期的教育，那是二十一世纪的事了。
【附录】
我们是第三条船
──国际特赦组织中华民国总会成立感言
中国民间流传一个故事，有人问说：「长江上船来船往，到底有多少条船？」聪明人回答说：「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这个古老的故事，探索到人生的奥秘，把人类所特有、复杂到用最最尖端电脑都不能解读出来的千头万绪，作简单划分。如果静静的坐在高峰，鸟瞰大地，印证这个故事，确实令人心惊。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忽然间，另一条船──第三条船，在惊涛骇浪中，悄悄出现，当有人浑身是血的从「名」「利」船上被抛出来的时候，这个第三条船立刻划动双桨，前往营救，而不管被抛出的人是男是女？是黑人或是白人？是土着或是移民？是什么政治派别或什么宗教信仰！
国际特赦组织就是这第三条船，她于一九六一年成立，总部设于伦敦，在全世界五十二个国家（包括台湾）中成立有分会（依内政部规定，中文译为「总会」），在六十九个国家中成立有小组，曾于一九七七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拥有无可置疑的崇高声誉。只因为她经常在政治迫害事件中挺身而出，遂被人们误认为是一个政治行为非常激烈、专和政府抗争的团体，甚至被定位为阴谋叛乱团体。国际特赦组织之输入台湾，始于六○年代白色恐怖的大肆逮捕，无数良心犯和非暴力政治犯，以及他们的家属，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悲惨命运下，国际特赦组织伸出坚强温暖的援手，从世界各地飞来的营救信件，和各国大城小镇的营救行动，使受难的人得到强大的正义支援。而台湾在重重压力下，一九八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