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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暴乱。因为人们受尽痛苦，早已觉悟。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像文化大革命那种反潮流、反人性之类的暴乱，恐怕随时都会发生。人们所说的「再也不会发生」，是指原班人马登场，江青女士再出来干嚎，毛泽东在天安门再出来亮相，也发动不了红卫兵。那当然发动不起来，历史不能回头重演。问题是，只要培养毒草的土壤在，它就一定会再长出毒草，只要制造牛鬼蛇神的工厂在，它就一定会再制造出牛鬼蛇神，而大陆这种土壤和这种工厂，仍原封不动的存在，只是因为过度疲惫的缘故，暂时沉寂，一旦九霄云外，响起野心家的巨雷，灾害仍会重现。因为，人们已把文革遗忘，政府也在故意推行遗忘政策，中国人口头上最可怕的两句话：「算啦，算啦！」「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是两句毁灭中国人的话，表面上听起来是一种宽厚心理，实际上是掩饰内心恐惧的外衣。德国慕尼黑纳粹集中营纪念堂石碑上，刻着一段警句：「当人们忘记这件灾难的时候，这项灾难就会重演。」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当人们忘记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时，文化大革命绝对会再重演！根本用不着到一九九○年代，就在八○年代，一次反精神污染、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连电视播报员的衣服都改了装，而这两次运动之所以无法推展，是由于上面克制，而不是由于人民抵抗。巴金先生曾提议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但官员却热烈反对，人民和官员一旦对立，人民总是大败，官员的目的就是要人民忘记创伤，官员脑筋稀奇之处，在此又多一例证。而更稀奇的是：直到今天，人民政府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大概自己也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声称：「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没有关系！」这可是只有中国人才敢发明出来的怪诞逻辑，发明这项怪诞逻辑的官员，大概坚信别人的智商跟他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对毛泽东在大陆上的地位感到不解，但历史上却有前例。那就是颠覆唐王朝、另行建立南周王朝的女皇帝武照，她阁下不但灭唐王朝之国，还把唐王朝皇家骨肉，几乎屠杀殆尽。当唐王朝复国时，武照当然是一个叛徒，当然绑赴刑场，当然屠灭九族。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她不但没有被绑赴刑场，反而当起唐王朝的皇太后，皇帝还要向她叩头请安。因为，重建唐王朝的皇帝李显先生，是武照的儿子，皇帝固可杀叛徒，儿子却不可杀娘亲，偏偏叛徒是娘亲，无法下刀，更不要说灭九族了，灭九族第一要杀的是叛徒的儿子，而叛徒的儿子却是皇帝自己，七搅八缠，最后只好拒绝承认武照是叛徒，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毛泽东先生的情形，跟武照女士类似，如果把他正名为叛徒除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了头，再加上有些人的私欲和保护既得利益，遂使毛泽东先生得以维持南周王朝瓦解后武照女士所维持的地位。
那天深夜，十月三十一日的深夜，就在天安门广场，我凝视毛泽东的巨像，他在屠杀和凌辱了千万以上共产党后，竟然仍受共产党当权派的赞美，不禁百感交集。共产党能不能开创第二共和的新气象，摆脱丑恶的第一共和的阴影，中国人是不是还要继续当奴才，我们只要看那幅巨像会不会继续挂下去，就可得到讯息。
孙建章也参加民盟
警务处官员向他保证：「你只要说柏杨是匪谍，立刻发表你当分局长！」
十一月一日，星期二，下午七时，我离开北京，前往河南省省会郑州市，再转车前往辉县。香华不能随我一块回去，因为她在台北时，几个月来，一直肚痛，当作胃病医治，临从台北出发的前几天，宏恩医院秦重华大夫才检查出她患的是胆结石。出发前一天，还作白血球检查，幸好正常，否则根本不能成行，秦重华特别吩咐不要离开大都市，万一剧痛时，好动手术，而辉县距最近的新乡市火车站，还有二十公里。于是决定我一人回去，她仍留下来，和北京诗人聚会，十一月六日，再在西安会面。
那天没有任何约会。在到北京之前，我曾向香华夸下海口，要当她的向导，可是到了北京之后，连自己都摸不清东西南北。我渴望重温四十年前的北平旧梦，我们一早出发前往西单，西单似乎没有大变，但西单市场已重新改建，沿街林立的饮食摊贩，那最熟悉、曾经引我饥肠辘辘的「油茶」「茶汤」摊子，却一个都不存在，令人怅惘，我一直幻想总有一天再坐在饮食摊前，痛吃两碗，拍着肚子，骄傲的宣称，我，我终于有一天不担心钱而吃得饱饱的！沮丧的是，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饮食摊子，什么是「油茶」，什么是「茶汤」。后来周明先生的助理，那位可爱的张尼小姐，买了四包油茶、茶汤，拜托香华带到西安给我，我再珍惜的带回台北。
我拜访我在北京时住过的口袋胡同，参观了几栋房宅，老北京的败破陈旧，印象依稀。稍后，我独自溜达到头发胡同，在胡同口徘徊，四十年前，十六军军部连驻在这里，孙建章先生──那位和我在台北同时因叛乱被捕的池鱼，从渖阳逃到北平后，就住在他的朋友、头发胡同军部连连长的宿舍。北平和平解放后，孙建章随瓦解了的十六军军官，逃亡南下。他是中央警官学校正科毕业，到台湾后进入警察界，一九六八年我被逮捕时，他正在苗栗县警察局当督察长，有使人称羡的前景，却想不到恶运突然把他抓住，我被捕后，只有孙建章先生可以证明我清白，于是，我要求他出庭作证，想不到调查局却把他也逮捕入狱，同时成为被告。这是特务办案的惯性，福建省立南靖师范全班师生，包括早已成为家庭主妇、儿女成群的女学生在内，一起逮捕，全都成了被告，因为「同案被告有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时，得作为证据」。南靖师范全班同学就都判了罪，一网打尽，一人不剩。孙建章在被捕后，「坚不吐实」，调查员忍不住警告他说：「我们对付的是柏杨，你不过陪斩，你如果不合作，我教你陪葬。」台湾省警务处安全室主任岳梓宇先生向他保证，说：「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你检举柏杨是匪谍，立刻升分局长，我可以把任命状先拿给你！」孙建章显然不肯合作，而又不肯当分局长，于是，被囚禁四年。我出狱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和刚认识不久的香华，在台北衡阳街上，蓦然和他相遇，对着面目憔悴、白发苍苍，受我牵连而家破人散的老友，我万箭钻心的抓住他说：「建章，对不起你！」他用充满宽慰的眼神望着我，苍凉的说：「谁又对得起你！」这句话我终身不忘，香华尤其震惊，她在一个简单的小世界里长大，不太知道人生坎坷，亲睹这样一幕，感动至深。
《家园》写到这里，孙建章先生从苗栗县打来长途电话，他说：「你只说你参加民主同盟，我也参加民主同盟的呀！」我奇怪说：「你什么时候参加？」他说：「跟你差不了几天，他们把你的口供拿给我看，我只好也参加！」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他沮丧的说：「我们同一个起诉书，你竟然不记得？」放下电话，找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起诉书，果然，孙建章也参加了民主同盟。起诉书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七月」，起诉书文号是「五十八年度警检诉字第○○六号」，军事检察官是「郭政熙」，白纸黑字，千真万确，而我却忘得一干二净，十二万分抱歉，事隔二十一年，往事斑剥，如云如烟。
除了头发胡同，我还想去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