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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志鹃女士的这番谈话，我非常感激她认为文学奖是一件好事，应促其实现，但她并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我，而且也从没有提到过文学奖的名称，事实上我们的谈话距名称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也不会为这一点点微薄的心意，连妻子也出马登台。假设文学奖能够设立，名称应由委员会决定，但我可能建议「海峡」「中原」，供委员会参考。
文学奖的讨论，到此碰到铁板上。距我在上海下飞机不到两个小时。不过主客气氛仍然和睦，茹志鹃女士把她指定陪同我访问全国的一位年轻作家介绍给我，然后，陪同我出席《上海文学》举办的一次该刊作家座谈会。在会场上，我看到韩国作家许世旭先生，和从台北来的应凤凰女士，二位虽然比我早到，但显然十分陌生，所以当主席介绍我，由我讲话后，我再把他们介绍给大家。关于应凤凰，我提醒在座各位作家，你们的创作资料，都在她口袋中，她对大陆作家和台湾作家的了解，远超过任何一个人，是台湾的？宝。关于许世旭，这位说一口流利中国话，又可以用一手流利中文写作的韩国（大陆上称「朝鲜」）学者，对中国有很大贡献，使我们一直感到对他亏欠。
我介绍完毕后坐下，会场寂静而严肃，这种冷场出我意料之外，好像我是瘟疫，使我想到我在台湾火烧岛被软禁在军营中，到哪里都呈现的场面。幸好记者开始问话，电台的麦克风、电视的银光灯，使这场尴尬在无形中结束。稍后应凤凰告诉我：在我到达之前，气氛是满热烈的，而且主席也宣布在等待一位台湾作家某人来临，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遭遇。再稍后，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段顺口溜：「广州靠香港，北京靠中央，上海靠毛泽东思想。」说明上海是仍被毛泽东阴影笼罩的一个都市，若干奇怪的现象，可能在这上面得到解释。应凤凰也告诉我她的奇遇，当她和上海作协接头，希望和他们一起到机场接我时，这在自由世界是一个多么平常的请求，但作协也加以拒绝，而把她安排在座谈会上，和当地记者一起采访。
可是，假定要求香华兄嫂同车是一次错误，拒绝捐款给上海作家是一次错误，提议设立全国性文艺奖是一次错误的话，那么，在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又犯了一次错误，一次比前三次都要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我希望拜访曾经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而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的王若望先生。一九八七年大陆掀起「反资本主义自由化」运动时，共产党曾开除三个知名之士的党籍：王若望先生、方励之先生、刘宾雁先生。刘宾雁此刻在美国，我希望在上海能看到王若望，在北京能看到方励之。
我之盼望拜访他们，只为了一种由衷的尊敬，他们都是高级干部，享受「公爵级」（司局级）的待遇和特权，而他们都为了坚持自己继续说真话，而抛弃爵位，甚至还抛弃自由！这在世俗眼光中，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傻！我不敢说是英雄相惜，只是对同一种气质的人，不管他是哪一行业，都有一种身不由己的认同和景慕，希望见一面打个招呼，喊一声「喂」，告诉他我尊敬他就够了。尤其国内外报纸上，从没有看到外人不准会见他们的消息。
他不在上海！
「这正是中国人的丑陋面，把说谎当成美德！」
上海作家协会于我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在作协大厦举办了两组座谈，我参加小说组座谈，香华参加诗人组座谈，诗人座谈很晚才散，我就跟小说组一些迟走的朋友，一面谈话，一面等候，茹志鹃女士接受我改变她所拟定的日程，保证说，一切由我决定，作协的任务就是全心全力提供帮助，盛情至为感人，我乘机提出：是不是可以安排拜访王若望先生？茹志鹃女士说：「当然可以，」但很遗憾的说：「可惜他不在上海。」我说：「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说：「回他的老家！」我说：「老家在哪里？」她说：「山东。」我十分沮丧──至少我的表情十分沮丧，嗫喃着说：「非常抱歉，我没有办法去山东。」
回到锦江饭店，我和香华开始商议怎么能见到王若望。应凤凰比我纯洁，她相信茹志鹃的话，但我不相信，最后由香华拨电话给香港《百姓》半月刊总编辑胡菊人。香华记得《百姓》半月刊似乎刊出过一篇王若望的访问。这得感谢锦江饭店，它是大陆可以直拨国际电话少数旅馆之一。胡菊人先生在电话那一端说，他也不知道王若望的电话，更不知道地址，但是他说，他有一位驻上海的日本记者朋友，一定知道，他放下电话就再拨上海，请那位日本记者朋友跟我们联系。
──应凤凰女士第二天便离开上海，所以她不知道以后的发展。直到日本报纸刊出我和王若望终于晤面的传奇故事，经台湾报纸转载后，她才看到，不禁大惑不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台湾出生的年轻人，都在温室中长大，对于惨烈斗争的大陆社会，茫然无知。我惭愧我不应该心怀诡诈、对人猜疑，当香华拨香港电话时，我几乎都要脱口而出，要她不必再拨。因为不管我对我错，都将使年轻人伤心的质问：「你们这一代留下的是一个什么世界！」
──另一件事也使应凤凰大惑不解，她曾向上海作协询问：柏杨到上海当天，记者们一拥而上，为什么第二天没有一个字的报导？她最初得不到答案，但她终于知道：「所有新闻，要等二十五日一齐发。」
──十一月十日，台北《自由时报》刊出应凤凰的一篇〈上海头痛时刻〉，才恍然大悟说：「为什么要到二十五日呢？回答说，因为二十五日当天，柏杨已离开上海，他们把柏杨列为敏感人物，一切新闻得统一处理，这些话让我们台北来的土包子听在耳朵里，觉得新鲜。他们竟能如此统一控制见报时间，特别是等柏杨离开那天，电视萤幕及报纸版面，才能同时出现──我们终于有机会碰到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
──可惜应凤凰没有留在上海，否则她会感觉更多的新鲜，二十四曰（不是二十五日）一早，在走廊遇到台北新学友书店董事长廖苏西姿女士，她告诉我：「刚刚听到报导你的广播！」原来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天，不过有趣的是，在新闻最后，却附上一句：「柏杨夫妇今日离沪。」
我们和王若望夫妇会面，是二十三日傍晚，请原谅我不能叙述由谁安排，反正当我们突然在王若望家门口出现的时候，因为介绍人已先在电话中介绍过，所以他们对来自台湾的访客，并不觉得惊奇，反而，他们说的话使我们惊奇起来，年轻漂亮的王夫人羊子，让我们成一排坐在沙发上，让王若望坐在我身旁，她抢先发言。
「就在昨天，」她说，「一辆汽车停在我们家门口，作协茹主席走下来，自从王若望被开除党籍，这么高级的官员没有一个人来过，所以我们深为吃惊。茹主席坐定后，发现王若望不在家，就对我说：『有一件事，无论如何，请你帮忙。』我问她什么事，茹主席说：『有个叫柏杨的台湾作家，曾要求我介绍见王若望，我告诉他王若望出差去了，所以，如果他拨电话来，请你告诉他王若望不在上海。』我说：『不在上海，到哪里去了？』茹主席说：『我说他出差去了。』我说：『我可以这样做，问题是我又不认识柏杨，电话上怎么分辨出他的声音？』茹主席沉吟说：『也是的，不过你可以先问他是谁？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说：『我可以这样做，可是，如果万一他找上门来呢？』茹主席又沉吟说：『这一点倒没有想到！』静默了一会，茹主席说：『这么好了，如果他找上门，你就教王若望告诉他刚刚出差回来。』」
羊子说到这里，坐在一旁的王若望对我说：「柏杨先生，我刚刚出差回来！」
──我差一点叫出声音：「她忘记她说过你回山东老家去了。」
大家哄堂大笑，笑声引起我内心的刺痛，日本记者朋友迫田胜敏先生在旁边静静的坐着倾听，不发一言，我对他说：「十分抱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丑陋面，把说谎当成美德；不但自己说谎，还要求别人说谎！」迫田胜敏深深的一鞠躬，我无法了解他的感受，我只满面羞惭。
侠骨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