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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弗洛伊德传-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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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六年,弗洛伊德的生活面临许多困难。战争使粮食严重地缺乏起来。在这一年弗洛伊德的许多信中,弗洛伊德都提到他的家人面临着缺粮的威胁。他还得了重感冒病,使他的身体衰弱起来。他的六十岁生日是过得很凄惨的——几个儿子都在前线,又没有足够的东西吃。 
  到了一九一七年,弗洛伊德的境况更加困难。物质短缺、粮食不足、经济上更加紧张。弗洛伊德还患了严重的风湿症,写字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着。但弗洛伊德在信中说:“我的精神并没有受到动摇。……这就表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多么重要啊!” 
  一九一七年夏天,他在措尔巴多山区度假。这个有四千尺高的山区,天气很凉快,但时时有风暴。弗洛伊德尚能到户外散步,并兴致勃勃地去搜集蘑菇。费伦齐、查赫、艾丁根和兰克也到那儿同他一块度假。 
  那年春天,弗洛伊德写了一篇论文——《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在这一年,弗洛伊德还把一九一五年出版过的《精神分析导引》加以扩充再版发行。 
  一九一七年底,弗洛伊德的下颚癌的最初征候开始表现出来。他的这种病最忌吸烟,但对他来说,戒烟是很大的精神痛苦。他的下颚经常颤抖,而且不时地发痛。弗洛伊德逐渐地担心,他会在他母亲去世前死去,而这将给他的老母一个不堪忍受的打击。一想到这,他就更加忧虑。 
  一九一八年八月,德军固守多年的“兴登堡防线”被英、美、法联军突破。这时,德国的战败已成定局。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前夕,中断了三年多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五次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 
  九月二十八日,大会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科学院大厅正式开幕。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在德国全面崩溃之前,最后一次集会于一九一八年在布达佩斯举行。那时中欧同盟国曾派官方代表参加大会,他们赞同设立一些精神分析站,以治疗战场神经质病。可惜这个目标一直都没有实现。同样的,我们的主要会员之一安东·弗伦德曾设想一套周密的计划,要在布达佩斯设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与治疗中心,但也因为当时政治形势混乱,加上弗伦德本人的早死,而无法实现。此外,在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时期,费伦齐也以官方正式承认的精神分析专家的身分在布达佩斯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 
  这里所说的东欧各国政府指的是奥地利、德国和匈牙利政府。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参加了大会,表明在世界大战中出现了许多患严重精神病的士兵。 
  布达佩斯代表大会推选费伦齐担任主席。几个月以后,即到一九一九年春夏期间,布达佩斯大学有数千名学生请求政府委派费伦齐到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 
  在布达佩斯代表大会上,弗洛伊德宣讲的论文的题目是《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进方向》。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大战结束了。 
  弗洛伊德焦急地等候他的儿子们能从前线平安地归来。他等了好几个礼拜,一直没有得到大儿子的音信。十二月三日,他终于收到他的大儿子马丁自意大利寄来的明信片,他才知道:马丁和其他奥地利军队被意大利人民包围,后来,他被送到意大利医院治疗。马丁在医院里,一直住到一九一九年八月为止。 
  在战争刚刚结束、纸张短缺的情况下,弗洛伊德还成功地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论集》第四卷。这一卷厚达七百多页,比前三卷的总数还要多。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和平并没有真正的到来。弗洛伊德在苦闷的气氛中,只好继续发奋著书。这一年,他的爱情心理学中的第三篇论文——《处女之谜——一种禁忌》——发表了。与此同时,“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正式成立。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一个神经质儿童的故事》(又名《狼人》)、《恶心的东西》和《孩子挨打》——也先后出版。 
  社会的动乱使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笼罩了一片阴影。弗洛伊德本人的诊所收入少得可怜,他的儿子、女婿找不到工作。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零年的冬天,天气寒冷,又买不到燃料。弗洛伊德不得不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下,守候着没有暖气的诊室,寒冷迫使他在室内穿上大衣和皮手套。晚上,弗洛伊德又要用冻僵了的手执笔写稿和校阅稿样。 
  由于经济困难,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借债度日。通货膨胀的结果,使他原有的价值十五万克朗的存款化为乌有。这样,当他六十岁开外的时候,他手头仍然一文不名。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曾写信给钟斯说:“我简直不堪回首那最暗淡的日子……我知道你的处境也是很困难……遗憾的是,我不能为你提供任何有益的东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很坏的年头里。” 
  一九一九年底,弗洛伊德夫人也身患重感冒而更加衰弱了。 
  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唯一给弗洛伊德带来慰藉的,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广泛发展。 
  战争带来的灾难,使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更多了。另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精神上的空虚、苦闷和悲观,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分析学,希望求助于它来探索解除精神苦闷的奥秘。 
  因此,战争结束以后,西欧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大大增加。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各国的支会进一步有所发展,对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活动也大大增加了。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欧战虽然摧毁了好多好多的社团组织,但对我们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却毫无影响。战后第一次集会在中立国荷兰的海牙举行。东主国荷兰殷勤地接待来自中欧各国的赤贫挨饿的代表们,景况令人感动。我相信这是英、德两国的人在战后的废墟上第一次围桌而坐,共同友善地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对于战场神经病的观察,终于打开了医学界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心理因素在神经病中的重要地位。” 
  一九二零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精神分析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稳固基础。战争使精神分析学深入人心,渗透到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到一切与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的学科中去。从此,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迈入了崭新的阶段。精神分析学开始成为无形的精神酵母注人文学、艺术、社会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而在渗透的过程中,不但精神分析学起到了改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部门的作用,而且,精神分析学的不足部分得到了发展和补充,它的不准确部分得到了纠正和改造。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弗洛伊德担负起更重的任务——他要负起在理论上补充、发展、修正精神分析学的重任,还要指导它在各部门的实际应用,总结新的经验。 
  一九一九年,维也纳大学把弗洛伊德从副教授提升到正教授,但仍然没有让他在学校和系里担任学术上或行政上的领导职务。 
  一九二零年三月,弗洛伊德写信给费伦齐说:“我刚刚完成一篇二十六页长的论被虐待狂的病源学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孩子挨打》。我已经开始写第二篇文章,它的题目带有神秘的色彩:《快乐原则的彼岸》。”这篇文章于那年夏末写就。 
  《快乐原则的彼岸》是弗洛伊德在整个二十年代所写的有关本能的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由于“本能”理论的建立,使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理论更加成熟和更加圆满。 






 



 




 第十八章 二十年代的理论建设




  经过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多年时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得到了发展,但弗洛伊德觉得,他的潜意识理论迄今为止尚未最终解决“潜意识何以能发生作用”这个根本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潜意识的来源、性质及其发生作用的过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周密的思索,弗洛伊德终于发现:“在心理学领域内,为了兴建更加高大的理论大厦,再没有比建立一整套关于本能的基本原理更加重要和更加急切的事情了。” 
  关于本能的理论,弗洛伊德的观点是经历一段变化过程的。他最早把本能分为两组:一种是保存种族的“性本能”,另一种是维持个人生存的“自我本能”。后来,他发现这种分类有片面性,容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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