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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母亲本来是住在德国东北部的加里西亚的。那个地方靠近俄国。后来，阿美丽还在俄国的敖德萨度过自己的童年。阿美丽同两个哥哥一起，住在美丽的黑海之滨。她从小聪明、活泼又美丽。后来，阿美丽又随自己的父母迁往维也纳；在那里，正好遇到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一直到后来，当阿美丽已经七、八十岁的时候，她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一八四八年的维也纳起义。
一八五六年，当阿美丽生下弗洛伊弗的时候，呱呱坠地的弗洛伊德长着一头长长的黑发，所以阿美丽亲切地给弗洛伊德起了绰号“小黑鬼”。
据弗洛伊德回忆，在弗莱堡生活时，弗洛伊德有一次闯入他父母的卧室，以好奇的目光试图观察大人的性生活，因此，被激怒了的父亲把他赶回自己的房间里去。
还有一次，弗洛伊德已两岁了，但还在床上撒尿。他爸爸指责他以后，他说：“别着急，爸爸。我会在市中心给你买一个新的、美丽的、红色的床来赔你。”通过这些事，弗洛伊德的脑海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爸爸是现实主义者，而妈妈则是对他温情脉脉和亲切温暖的。
弗洛伊德在弗莱堡的生活虽然仅仅是他的漫长的生命历程中的最初的、还不懂事的三年。但弗洛伊德的父母在这个小城市里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及其历史背景，给弗洛伊德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此后，每当弗洛伊德回忆自己在弗莱堡的童年生活时，他总是以田园诗人所特有的深厚感情怀念这个小小的城市。
弗莱堡在摩拉维亚的东南部，靠近西里西亚。它位于维也纳东北部一百五十哩的地方。城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玛丽教堂，教堂塔尖高达二百尺，从那里发出的清脆的钟声可以在全市所有的地方听到。弗莱堡的居民绝大多数是罗马天主教徒，只有百分之二的新教教徒和同样少的犹太人。全市镇的人，对于根本不去天主教堂作礼拜的犹太人几乎都能叫出他们的每一个家长的名字。
弗莱堡的工业主要是纺织业。由于这些纺织业主要是手工操作，所以，在弗洛伊德家族迁往此地前二十年内，这些手工纺织业因受到日益发展的机织业的打击，已经走下坡路了。在四十年代时，由维也纳向北铺设的铁路绕过弗莱堡，因此，弗莱堡的地理位置反而变得不重要了。这样一来，那里的古老而落后的手工业就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与此同时，捷克本土的民族主义势力也发展起来了。他们对来自德意志、奥地利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了抵制和排挤。捷克人同时也憎恨操德语的犹太人。早在一八四八年布拉格起义时，布拉格市内的犹太纺织业商人就遭到打击。随着捷克民族经济的发展及德奥统治者的加紧盘剥，摩拉维亚地区的犹太工商业的处境每况愈下。
当时，弗洛伊德家族的生活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作为这个家族的家长，雅可布·弗洛伊德必须作出抉择。弗洛伊德一生的生活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次新的抉择。
第二章 少年时代
一八五九年，弗洛伊德一家离开弗莱堡到德国萨克森区的莱比锡去。这次迁徙的原因不很清楚。据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上的，另一个是战争所引起的。
在经济上，当时弗洛伊德的两个异母哥哥伊曼努尔和菲‘力浦到南非去做驼鸟羽毛的生意失败。弗洛伊德的父亲只好把自己开设的毛织品商店的资本拿去抵债。这样一来，雅可布在弗莱堡的买卖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在弗莱堡期间，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一直还需要弗洛伊德的母亲娘家方面的接济和资助。
另一方面，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在当时发生了一场战争。在战争期间，哈布斯堡王朝规定，全国所有适龄男子都要服兵役。当时，弗洛伊德一家有三个人——弗洛伊德的父亲和两位哥哥——都有被征服兵役的危险。大概也是为了逃避服兵役，雅可布·弗洛伊德决定迁出奥匈帝国所属的摩拉维亚而到德意志的萨克森去。不久，奥意战争结束了，弗洛伊德一家才从莱比锡迁往维也纳，而弗洛伊德的两位异母哥哥则到伦敦去居住。
在这一时期如被征服兵役，对犹太人来说是极难忍受的痛苦。因为在军队中不仅要受官方的残酷的虐待，而且还要被迫放弃一切犹太人的生活习惯。
维也纳是欧洲最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而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是维也纳文化发展的全盛期。这是维也纳的“文艺复兴时期”——不论在音乐、哲学、文学、数学和经济学方面，维也纳都取得了闻名世界的成就。古老的维也纳大学是学者们群居的高等学府，从那里发出的许多科学成果新消息不断地震撼着国际文化科学界。群居在维也纳的知名学者们，象以后的弗洛伊德一样，绝大多数都是非维也纳人。这些人不仅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版图内的各个地方，也来自世界各地。
维也纳的光荣而悠久的文化传统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维也纳是弗洛伊德的科学创见和伟大学说的天然摇篮。
在历史上，犹太人曾三次被逐出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是用暴力建立起封建集权统治的；它对境内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进行血腥的镇压，而住在首都维也纳的犹太人就首当其冲。犹太人被迫扶老携幼撤离维也纳，迁居到边远的落后地区。十八世纪末，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奥地利帝国内开始缓慢地实行某些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用地租代替徭役、允许少数民族涌入大城市等等。到了十九世纪，奥地利境内工业化程度进一步发展，才允许犹太人返回维也纳。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七十年代，三十年中，维也纳的犹太人急速增加，大约占二百万维也纳人口的百分之十。勤奋而机智的犹太人慢慢地掌握了许多银行和几乎所有的报纸。与此同时，维也纳大学的许多重要教职也由犹太裔学者占据。幸运的是，当时的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兹·约瑟夫不支持排犹主义。因此，国内一些极端的排犹分子称弗兰兹·约瑟夫是“犹太人的皇帝”。
犹太人尽管可以返回维也纳，但他们仍然随时随地会遭受到敌对分子的侮辱和突然袭击。所以，弗洛伊德在成长的过程中，始终受到反犹主义的威胁。这种环境使弗洛伊德慢慢地形成了坚强的反抗性格。他看不惯这种歧视，内心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有一次，弗洛伊德回忆了他少年时代对于排犹分子的仇恨。他说：
大约是在我十岁或十二岁的时候，我爸爸开始带我去散步，并在闲谈中对我表示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这样场合中，他对我讲了一件事情，借此表明现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好多了。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在你的出生地的大街上散步；我穿得很讲究，头上还戴一顶新的皮帽。一位基督徒走到我跟前，并打了我一顿，把我的帽子打在地上。他喊道：‘犹太鬼！滚出人行道！’”我听后，问道：“你当时怎么办？”他静静地回答说：“我走到马路上，并捡起我的帽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没想到这位高大而健壮的、牵着小孩子的男人竟作出这样毫无骨气的行为。我把这种状况同很合我的口胃的另一件事加以对照——那就是汉尼拔的父亲在祭坛前让他的儿子发誓要对罗马人复仇的动人场面。自那以后，汉尼拔……在我的幻想中占据了一个应有的位置。（《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
由此可见，在弗洛伊德的幼小的心灵中，早已有了奋发图强的决心。
弗洛伊德一方面继承了父亲的善良和乐观性格，另一方面又滋长着他父亲所没有的斗争精神。这种斗争精神和善良德性相结合，使弗洛伊德具备了比较完备的人格，足以承担在艰难而复杂的岁月里所遇到的一切挑战。
弗洛伊德在谈到自己从三岁到七岁的生活经历时说：“那是很艰难的时期——不值得回忆。”那时，弗洛伊德一家刚刚在维也纳住下，经济比较紧张。他的两个异母哥哥伊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