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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安（又译“代元”）认为正统的国际关系学是一座牢房；国际社会则受到了国家的窒息式的压迫。＇11＇不约而同地；自认为表达风格不同于马基雅维利、怀特、布尔而接近于福柯、克里斯蒂娃（
Kristeva）和德里达＇12＇的理查德·阿什利也认为；“新现实主义是一个糅合了国家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学说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的混合体”。＇13＇如果要用“后现代”的语式来表述；或许可以这样来说：新现实主义理论肯定是完美的理论；正如它肯定不是一样；因为这是一个铁罐子里头的“完美”。换言之；最精致的理论也可能是最精致的牢笼。
沃尔克也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固步自封和傲慢自大提出了批评：国际关系学沾沾自喜地生活在与世隔绝之中；对于具有哲学理性思维的旁观者来说；这一学科经常呈现出某种未开化的状态；它时常被沾染上新马基雅维利式政策分析的污点；或者干脆完全拜倒在原始经验主义的神坛面前；它所展示出的只是某种残缺不全的而且是停滞的想像和批评空间；从而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世界。＇14＇
至于如何突破这种与世隔绝的停滞的状态；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必须清除世界权力结构的种种界限；打通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界限；乃至需要用一种政治学理论取代国际关系学。阿什利指出；国内和国际的界限是通过实践而建构的；这一界限是可以渗透和可移动的。对于沃尔兹和吉尔平坚持以国家作为他们进行理论化的“阿基米德支点”；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强调理论支点应当无所不包；特别要揭示国际关系中各种被压抑的诉求。此外；正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简约化风格也受到了批评。＇15＇
对于现代性对国际关系的消极影响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主张；美国的后现代宗教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 Griffin）从4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1。“现代范式”使得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无情变成了一种现代伦理。从国家角度来说；追求自我利益是天经地义；就像“自然界”所发生的那样；并且我们还自我安慰地说；这样做其实也就促进了整体的利益。后现代主义将提及“神圣实在”这个概念；模仿这个神圣实在就是去给他人提供梦想；后现代意识就是去发现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强制性的关系。具有这种意识的伦理观将不再把暴力视做达到目的的理想方式。
2。“现代范式”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过于物质化而缺乏“内在价值”；它催生了一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加剧了个人与个人、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同时也导致了殖民主义、大规模奴役和战争；还加剧了把他者尤其是妇女和“未开化者”当做客体对待的倾向；把世界的其他部分仅仅看做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和神圣性的客体。所以；后现代主义主张“世界的返魅”；重建人类内在的神圣价值。
3。“现代范式”中的人性观片面强调性欲、物欲；强调人的接受性价值；而不是人的创造性价值。在处理同弱小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大国也往往忽略了这些弱小国家的独立性和尊严。后现代主义则强调人类的创造性价值和彼此尊重。
4。“现代范式”中的非生态论、非关系性的存在观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生态论的观点认为个人都彼此内在地联系和相互依存；为他者的利益工作；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后现代伦理学鼓励人们遵守《圣经》的训喻：像爱我们自己一样去爱他人。后现代思想并不鼓励天真的幻想；但鼓励我们从我们以前的敌人身上发现他们的优点；并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可能使这种优点得以表现出来。＇16＇
在分析方法上；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怀疑文本的真实性。德里安认为；后结构主义不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家能通过他们的学术分析来如实反映世界政治；因为理论家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使定义有所差异；而且又通过理论家和书本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延迟。＇17＇从而；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强调对国际关系中作为中介的人为建构的文本进行双重阅读。文本在这里是一个广泛的隐喻；包括学术著作、媒体观点、学术会议、领导人演说、小说和电影电视影像、官方文件、国家间协定和声明、国际公约等等。
在对策研究上；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引入一种后现代政治：跨国新社会运动、人民主权、信任跨国非政府组织（NGO）而不是政府、在世界事务中民众有非暴力对抗的权力。当然；对于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还是比较缺乏建设性的系统的对策主张。不过；尽管后现代主义的言说对国家的理性决策影响不大；但可以为世界政治中的许多非国家行为体提供意识形态和观念引导；因此也有相当的实践应用价值。
四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后现代可能性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能否出现“后现代流派”或“后现代转向”？
笔者认为目前尚缺乏现实基础和理论准备；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的风格和视角上；可以探索引入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上和精神上的某些元素。
（一）后现代精神：坚守精神上的“流亡”状态后现代、后殖民论述中的知识分子永远处在精神的流亡状态。“流亡”有双重含义；不仅指独立性———不服从意识形态霸权；不依附权贵；不执著于某种思想和本质；同时也指不认可截然的二元对立；在思想的广阔空间里允许“移民”、“越界”和“流亡”；包括“移民”到“对手”那里。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就是“流亡”；其最主要的职责则是向权力说真话。萨义德提出了“对抗或对照的知识（
antithetical knowledge）
”这一概念；意思是由一些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书写来反对占优势的正统观念的人所书写出来的知识。＇18＇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界也应当有这样一批人存在；对主流的国家本位的论述有所制衡；同时；基于“流亡”立场和知识—文化的混杂性特征；理解对方、站在对方立场（包括文化立场、意识形态立场、利益立场）看问题也是非常必要的；尽管这种“越界”可能不被“己方”和“敌方”所接受；而成为一个到处“格格不入”的人（不过萨义德曾说不必处处人地皆宜；他宁愿选择“格格不入”＇19＇）
。
（二）后现代视角：尝试从“月球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的事务所谓“月球人”的角度；就是无差别；无国界；无中心；无预设立场；无轻重厚薄；重视非国家因素和跨国场景。站在月球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的事务；非洲微小部落的事务和纽约富豪的事务同等重要。固然这个部落所拥有的权力可能微小到无法代入科学化的国际关系权力公式；但不等于这个世界对它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也不等于它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里没有独到的智慧；不等于它对这个世界没有独到的贡献。它的存在是不可替代的。
在一个风险跨国化、风险全球化的时代；以邻为壑的零和式的国际政策所产生的恶果难以避免会“回撞”到自己身上。昨天为一个微小部落敲响的丧钟；明天也许会为远方一个昨天还漠然视之的国家而鸣。为避免灾难的循环；必须追求国际社会的进化———让人类真正成为有权力的一方；来抑制傲慢的国家体系。
这种月球人立场显然不会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流；目前为人所知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大国视角和本国利益为依归的。这些理论与国际关系残酷、丑陋的现实互为镜像；必须有一些来自“边缘”（其实基本人性中善意的一面不能完全算做是边缘；只是这种善意没有像一个国家那样聚拢起来并且有强制力作为支撑）的力量来制衡这些残酷的理论和现实。从月球人的角度来看；执著于种族、意识形态和国家的界限是地球上许多国际关系僵局和悲剧的起源。
那么谁是地球上的“月球人”？
或者说；谁来代表基本人道和人类整体以及未来的人类（未出生的未来人类也是弱者） ？
谁来做地球上的“地球人”（因为现在大家首先是某国人） ？
谁来努力推动一些国家不愿或懒于从事的跨国公共商品建设？
在民族国家体系下；或许只能是非政府的人民公益组织和跨国的公民社会以及一些尽管由国家构成；但成立后逐渐独立于国家之外、有自己独立理念的国际组织。笔者认为；聚拢世界人心中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