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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恢复了镇静，回到了家。早餐时我想起了这次夜行。我对我自己说，幸好没有让步，否则该多么窘啊。”
该多么窘啊……生活为什么这么复杂？男人嘛，大家都有！
特殊使命
人们一直没有明白为什么夏奈尔小姐在1939年9月战争开始时关闭了她的公司。有人私下说她隐退了，她被斯基亚帕雷利弄得无声无息了。“我停止了工作，因为公司里的人不是家里走了丈夫、父亲，就是哥哥、弟弟。几小时时间公司就空无一人了。”
她只雇用妇女。
“怎么能相信还会有人来买服装？我对我自己说：把东西整理好留下，去做别的事吧。但是我错了。整个战争期间，卖服装的大有人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于是我认定，不管发生什么，我还是要做服装。”
头天晚上，也就是说一分钟前，她还说过她的成功得益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她去世时，人们在悼词中看到，直到1939年科科还没有理解1936年的社会法令，即著名的马提翁协定。但她在米米赞为女工们造了一座度假休
她的外甥帕拉斯曾经参过军，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但科科谈到他时比谈到她的“外甥女们”的次数更多。科科在她的妹妹朱莉妮一日尔特去世时就领养了他，当时科科和卡佩尔生活在一起。由英国耶稣会救上扶养长大的博伊·卡佩尔建议科科把他送去耶稣会。中学生的制服，平绞车运动上衣给科科打开了思路。
她说帕拉斯在英国当军官，但他希望到法国来服役。他像士兵一样打着滑稽的仗。他说，只有对不打仗的人来说战争才是滑稽可笑的。他知道这场战争是要失败的。德国人打来时，他作为工程兵被派往第一线。
她凭着自己的想象，绘声绘色地谈起了一场战斗。德国人双膝并拢，两人一排地坐在装甲车里。说话时她自己也把膝盖并得拢拢的，把裙子的一面垫在臀下，一面盖住膝头，坐得笔挺。
“当时到处都是德国儿”
战斗结束后，她的外甥和工程兵们回来了，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她的外甥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俘虏，是她把他解救出来的（怎样解救的，请看以后章节）。
正当我开始认识她的时候，报纸对一对孪生婴儿的故事发生了兴趣。他们生在诺尔的一家医院里，其中一个出生时就被人调换了。这个问题后来被人发现了，那个领走孪生婴儿的假母亲不愿把孩子交出来，并且拒绝领回自己的孩子。
听了这个故事后，科科高声叫了起来，她说：“我来领养他。”（她接着又说）“我会把他送到瑞士最好的学校读书的。”她还明确地说：“条件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一切使她给人以一个奇怪的印象：她是不是良心特别好？下面是她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逃难时期的一些回忆：
“我没有由于德国人的原因而离开巴黎。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我遵纪守法，连店也关了。”
她想表明她没有对普遍的恐慌屈服。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她后来还是离开了巴黎？她不想听到这个问题。她的“机械师”参了军，只好在最后时刻另外雇了一名司机。司机拒绝开她的那辆罗尔斯汽车，把她带到了自己的车上。逃难的人流裹胁着她到了波城，他在那里遇到博伊，并被他迷住了（路易丝·德维尔莫兰语）。她自己对这一时期是怎么回忆的？她能记起的只是无法摆脱的无聊。停战？贝当？法国历史上最可怕的军事大溃败？所有这些，她一个字都没有提起。她常去理发店打发时间，她就是在理发店里遇到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的。玛丽一路易丝是一个典型的巴黎妇女，她生性活泼，有点滑稽，常常举办沙龙接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时髦人物。法国解放后，她成了美国一法国赶时髦的人的中心和正在形成的阔佬们的领头人。当时她是《哈泼市场》在巴黎的代理人。科科要她把她带回巴黎。玛丽一路易丝还带了一名女博士（名字我记不起了）。一位朋友为她搞到了一桶汽油。
——汽油味太重了，她说。
第一站是维希。晚餐在花园旅馆。什么时候？停战后几个星期。将军曾在这家旅馆用过餐，赖伐尔也是。起初，他们都在公共食堂吃饭，桌子上杯盆狼藉。科科说了些令人沮丧的细节：
“所有的人都喝着番棋，放声大笑。一些女士戴着这么大的帽子。我说；瞧，这里的气氛真热烈。一位先生回过头来盯着我说，您这是什么意思，夫人？我回答说，我要说的是这里的人都很快乐，太舒服了。他的妻子劝他别吱声了。”
很难用极少的文字把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气氛重现出来。她们在哪里过的夜？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睡在一张长椅上。身上盖着一条床单，科科睡在20点后当班的流动警卫的床上。
“一位先生提供我一张床，条件是我和他同睡。这个旅馆里的人都认识我，我说服了老板，于是被安排在一个屋顶室里。我睡在那里热得透不过气来，不时地起来，到厕所里去喘喘气”
在维希有一封信等着她。这封信使她对离开已有一段时间的巴黎隐隐地有了一些了解。邮局还在运转。
“我惊奇地获悉德国人没有占领我在里兹饭店的房间，他们甚至连放在门口用大字写着我的名字的箱子也没有打开。一位将军看到了这些箱子，他说：制造服装和香水的夏奈尔小姐她可以留下来。德国人并不都是流氓。乔治和热夫·凯塞尔有时和我疏远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不在那里。但他们却愿意对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我没有看见过德国人、看看莫里斯·萨克斯是怎么写的吧。他说他有几位德国朋友，他想以他的名义上演一出戏。人们对他说，不行，不能用这个名字，但并没有对他怎么样。后来他去了德国，因为他自己要去。在汉堡，他遇到了可怕的事。他因为告发了所有的人而被一些法国人暗杀了。我对热夫和乔治说了，他们认为事情还要微妙得多。”
夏奈尔小姐对被占领时期的黑暗年代谈得很少。有关这方面的谈话也不能为她增添光彩。‘战争与她无关，奇妙的自我主义比马奇诺防线保卫法国还要好地保护了她。在这方面，她和萨夏·吉特里见解相同。萨夏说：
“我看到的德国人不如看着我的德国人多。”
科科说：“战争总是会有的，因为发明了那么多的药品，人都快死不了了。”
在维希，她靠了一位省长，把油箱装得满满的。在回巴黎的路上，“机械师”驾车，同行的还是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和那位女博士。路上她们曾经被拦下，让坐着牛车重返家园的比利时难民通过。
“我们拿出床垫在树林里睡觉。”
她们还带着床垫？……
科科说，如果不是天好的话，人们也就只得呆在家里无法逃难了。我饿极了，清新的空气使我胃口大开，但是我们只有糖果和果酱。玛丽一路易丝看见有人在火上煮什么东西，希望他们请我们共享他们的食物。我要“机械师”走小路，但到处都找不到食物，什么也没有。在波旁一阿尔尚博海水浴疗养地我们又碰了壁：旅馆老板抱歉地说：整个季节房间全被预订了，但是没有人来住。总而言之，预订房间的人都没有来。我们找到了三间带浴室的房间，这真是一个奇迹。我想看看周围环境，没有立即进房间。我看到一个小男孩爬在墙上，心想他肯定会掉下来的。他真的失去了平衡，跌了下来，头先着地。我立刻奔了过去，我对大家说，先别扶他起来，看看有没有骨折。小孩哭了，她的母亲也哭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100法郎的钞票。小孩看见钞票后就不哭了，说起来真令人难过。他把钱给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说，今天晚上有得吃了。这位母亲还有一个孩子，而且还怀着孕。她让我看了她的钱包，里面只有5法郎。她靠别人的施舍活命，而别人却不愿给她钱。真是太惨了。我回到了旅馆，玛丽一路易丝问我去了哪里，她说：
——和你在一起就总会遇到任事，你又去做了些什么？
——亲爱的，一个小男孩从墙上跌了下来，我给了他100法郎，他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我们谈着许多事……不可能全记住，不是吗？当时的情况很特殊。
难道她看出我对她的这段回忆是有保留的？她是否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