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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在我国古代，屈原在《远游》中和杜甫在《咏怀古迹》里都使用过想象这个词。形象思维就是运用形象进行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形式，但它们的功用是相同的，就是通过开动脑筋来掌握和解决面临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它们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不同的是它们所运用的形式。思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掌握具体事物的形象，如声、色、形、味等，通常称之为感觉、印象、观念或表象。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都经历了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便显出不同的特点：形象思维把从感性认识得来的各种映象加以整理安排，来达到一定的目的，抽象思维是把许多感性形象加以分析和综合，求出每类事物的概念、原理或规律；形象思维由原始的感性认识飞跃到生动具体的典型形象，而抽象思维则由原始的感性认识飞跃到抽象的概念或结论。
此外，作者在书中表现出来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品和学品，也值得我们学习。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四人帮’反党集团被一举粉碎之后，我才得到第二次解放，怀着舒畅的心情和老马伏枥的壮志，重理美学旧业……但今年已经八十二岁，毕竟衰老了，而且肩上负担还相当重，要校改一些译稿和文稿，带了两名西方文艺批评史方面的研究生，自己也还在继续学习和研究……”在如此高龄、如此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抽空为普通读者写美学普及的小册子，有何名有何利？还不是为了美学、美育的理想吗？这本书的本身，就是“美”的体现。我们握着这本书，难道不感到沉甸甸的吗？这不但因为这是大师的名著，更因为这是“道德文章”。
四、艺术特色
首先，书信体作为《谈美书简》的体裁和结构，具有其它体裁和结构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该书是作者为了回答美学爱好者陆陆续续提出的问题而写成的，由于特定的读者对象，作者不能不考虑如何才能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让读者能够读懂看透，从而使艰深的美学概念、范畴、原理变得通俗易懂，所以作者没有采用学术专著的形式。
其次，用形象、朴实、精确的语言解释抽象、深奥的美学概念、范畴、原理。这在朱光潜青年时期写的《谈美》一书中就已经得到体现，而80年代的这本书又继承了过去的传统，以最通俗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解说艰深的美学范畴、原理。
例如，作者为了说明美学研究的出发点的重要性，就用自己看电影《巴黎圣母院》为例来说明：“听到那位既聋哑而又奇丑的敲钟人在见到那位能歌善舞的吉卜赛女郎时，结结巴巴地使劲连声叫：‘美、美、美……’我不禁联想到‘美的定义’，我想这位敲钟人一定没有研究过‘美的定义’，但他一生的事迹，使我深信他是一个真正懂得什么是美的人，他连声叫出的美确实是出自肺腑的。”朱光潜以此来说明了什么是美？美来自何处？什么是自然美？什么是艺术美？我想，读者会和作者一样，从敲钟人身上，从生活本身找到答案，从而阐明了美的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定义，而是生活本身。
又比如，作者在谈到如何学美学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朋友们来信经常问到美学应该读什么书。他们深以得不到想读的书为苦，往往要求我替他们买书和供给资料。他们不知道我自己在六十年代以后也一直在闭关自守，坐井观天，对国际学术动态完全脱节，所以对这类来信往往不敢答复。老一点的资料我在《西方美学史》下卷附录里已开过一个‘简要书目’，其中大多数在国内还是不易找到的。好在现在书禁已开，新出版的书刊已日渐多起来了，真正想读书的当不再愁没有书读了，人愈老愈感到时间可贵，所以对问到学外语和美学的朋友们，我经常只进这样几句简短的忠告：不要再打游击战，象猴子掰包谷，随掰随丢，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要敢于攻坚。不过歼灭战或攻坚战还是要一仗接着一仗打，不要囫囵吞枣。学美学的人入手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还是学好马列主义。不要贪多，先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通读一遍，尽量把它懂透，真正懂透是终生的事，但是要养成要求懂透的习惯。其次，如果还没有掌握一种外语到能自由阅读的程度，就要抓紧补课，因为在今天学任何科学都要先掌握国际最新资料，闭关自守决没有出路。第三，要随时注意国内文艺动态，拿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余力，最好学习一门艺术：文学、绘画或音乐，避免将来当空头美学家或不懂文艺的文艺理论家。”一位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智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把自己毕生的学习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后学者，使任何一位初学美学者都能有所收益，少走弯路。文章语言的幽默、朴实与生动、形象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五、片断赏析
我们来看《谈美书简》的第3、6封信。作者说：什么叫作人性？它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人有人的本性，正如狗有狗的本性，恒星有恒星的本性。西方从古希腊直到现在都把“艺术模仿自然”当作一种信条，所谓“自然”就是指人性，尽管他们在性善性恶的问题上常有分歧。人性问题在我们国家的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禁区”，这是出于一种误解，以为相信了人性论，就等于否定阶级观点，仿佛是自从人有了阶级性，就失去了人性，或者说，人性就不再起作用。其实，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与部分的关系。部分并不能代表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并不是否定人性。马克思讲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就是指人性。马克思从这里出发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了只有消除私有制才能使人的本质力量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毛泽东也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显然，阶级性也是在人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到了共产主义时代，阶级消失了，人性不但不消失，而且会日渐丰富化和高尚化。那时文艺虽不再具有阶级性，却仍必须要反映人性，当然反映的是具体的人性。所谓“具体”，就是体现于阶级性以外的其他特性，体现于共产主义时代的具体人物的具体情节。放弃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忠实描绘，只能使文艺的路子越走越窄。
人道主义是与人性论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作者对这个问题一直是坚持历史主义态度的。他认为，人道主义思想是与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相始终的。在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人道主义思想一方面见出历史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也随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斗争需要的改变而获得不同的具体内容，起不同的作用。在文艺复兴时代，它是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口号而提出的，它的主要内容是肯定人的地位和现世幸福生活的价值，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人能借认识自然而征服自然的思想。到了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力量日渐强大，资产阶级革命问题已提到日程上，人道主义就由一般文化思想战线上转而集中到政治战线上。于是人权、自由、平等和理性这些概念成为它的主要内容。到了十九世纪，西方各国资产阶级相继获得了或巩固了政权，阶级分化日益加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于是人道主义一方面转化为博爱主义，作为阶级调和论的基础，另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为个人主义以及它的直接后果：悲观主义和颓废主义。
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朱光潜重新谈起这个问题，感到过去把人道主义仅仅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并且仅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过积极作用不够妥当，因此在两个方面做了修正和补充：一是肯定人道主义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一切时代的一种有积极意义的思潮；一是指出人道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对立物，而是构成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他说，人道主义有一个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因为人虽是一种动物，却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自觉心和精神生活。人道主义可以说是人本主义，这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我们中国人所常说的“人为万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