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饭的缸钵都找不回来了。我有时到学校附近的大街上去走走，好几次看到有人刚刚用粮票买了一个烧饼，还没有来得及吃，或者仅仅啃了一两口，突然就有人从背后跳过来一把将烧饼抢走了，抢夺者一边逃跑一边拼命往嘴里塞烧饼，想要在被追上前把烧饼吞下肚去；有的抢夺者眼看要被追上了，就拼命往烧饼上吐唾沫，想让追赶者放弃已被弄脏的烧饼；当人们追上来对他们拳脚相加大打出手的时候，他们面对雨点般的拳脚丝毫没有交出烧饼的意思，反而头也不抬更加急促地吞吃着或吐着唾沫。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在郫县北门外看到一个两腿浮肿、气喘吁吁的中年男子跟别人“摆龙门阵”（四川方言“闲聊”、“讲故事”之意），说：他昨天在某某商店看到了白糖，白花花的有一大盘摆放在柜台上，他有一年多没有见过白糖了，多么想去吃一口啊，他跃跃欲试，好几次想去抢一点，终于没敢去抢，现在想起来好后悔哟，都怪自己胆小，真要抢一点就好了。我们班上有一个农村男同学，个头不高，文文静静，十分腼腆，后来因为家庭困难休学了，忽然有一天我在郫县南门外的公路边上看到了他，只见他衣衫褴褛，面色蜡黄，蓬头垢面地瘫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地向行人乞讨，听说因为偷盗食品他的两条腿被人家打断了，他被扔在了路边，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大约是在1961年寒假后的开学初，上级给我们郫县一中分配来了四五个大学即将毕业的实习生，来当我们的老师并兼不同班级的班主任。在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心目中，他们就是真正的老师，我们从内心深处敬畏他们。有一天深夜，他们饥饿难忍跑到学校的萝卜地里偷萝卜吃，被当场抓住，还从衣兜里搜出了一些准备带走的萝卜，场景十分尴尬。这事很快就传遍了全校，他们无法工作，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年的暑假，我去外地探亲，晚上在成都火车站广场上露宿，从天黑到第二天天明，整个夜晚不断听见此起彼伏的抓小偷叫喊声，不断看见追过来跑过去的人群。我不敢大意，十分警惕地看护好自己的东西，但是第二天早晨却发现脱在自己身边的一双旧布鞋还是被人偷走了。还有许多我所亲历的偷抢行为，这里不再一一述说了。
中共中央在大饥荒的后期曾经给下面发过指示，要求对一般偷抢行为要从宽处理，对饥饿所迫偷窃食品的行为一般不以偷窃论处，材料也不进入个人档案。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人民普遍过上了温饱生活，不少人还过上了富裕生活，但是有些人却不为之喜，反为之忧，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精神道德的沦丧，十分怀念从前的所谓“思想革命化”。我认为如果用市场经济理念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来看今日的中国精神文明，可以肯定地说，今朝远胜过往昔；即使从精神文明建设的不足方面来说，解决问题说到底也必须有赖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已经正视曾经发生过的失误，包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全国大饥荒，这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已经有了正确的结论。但是当前我们仍然经常看到，在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在一些报刊影视作品的宣传中，在一些课堂教学中，许多人仍然沿用《决议》发表前的提法，把那个大饥荒年代叫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就是说大饥荒主要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这种不科学的提法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好像中国共产党缺乏承认失误的勇气，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直接的后果是损害党的改革开放形象。我认为可以采用比较中性的提法，比如“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在美国打工１７年——访“倦鸟思归”的陈亮·贾宗谊
陈亮在新华社离退休干部中算得上是个“知名人士”了。但他的“知名”，与众不同，具有“陈亮特色”。人世的沧桑、生活的跌宕，给陈亮的生涯抹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陈亮1929年诞生于一个同国民党高层有密切关系的家庭。在上海沪江大学这所美国教会学校接受了高等教育。1951年毕业后，他先分配在内务部（现在改称民政部），后调到新疆喀什，混了近5年，于1956年8月调到新华总社参编部从事编辑工作。1957年5月，共产党开始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多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新华大院工字楼的北墙上，贴满了群众写的大字报。要求入党的陈亮不甘落后，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一口气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题名《庶民谈国是》。
这篇墙报文章贴出后，立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他谈的主要内容是：高干子弟享有特权，跟满清的旗人差不多；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刑不上大夫”，少数人逍遥法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过于粗暴，类似焚书坑儒；领导人应该有退休制度，外国总统、总理也退休嘛。陈亮万万没有料想到，他这篇墙报文章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他成了被从洞里引出来的“蛇”。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下子把鸣放运动变成反右运动。陈亮成了本部门第一个批判对象。
“你诬蔑共产党的干部！”“你竟敢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诬蔑为焚书坑儒！”对陈亮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你竟敢要求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像外国的总统、总理那样退休！”陈亮，由于他的文章“极其恶毒、反动”，跟国内部戴煌并列为新华社的两个“极右派”，双双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可是，当戴煌继续留在北大荒，为他的《九死一生》这部报告文学积累第一手素材的时候，陈亮却被新华社保卫处派人把他领回，戴着“右派帽子”在参编部工作。周围的同志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个“右派”，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北大荒改造而回北京。这是个谜，当时新华社只有一两个高级领导人知道谜底。
陈亮说：“在我被押送去北大荒的同时，我的舅舅俞鸿钧当上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舅舅膝下无子，我自幼就受到舅舅的呵护，常常给我零用钱，关系非常密切。据我猜想，可能是有关部门给新华社打了招呼，认为我会起点儿统战作用吧。”
陈亮在家里是独生子，他的姐姐1949年去台湾后，嫁给蒋家“友”字辈的人，这使陈亮又多了一层统战关系。浙江奉化蒋介石家的辈分排列是，蒋经国以下是“孝”字辈，如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西安事变中被打死的蒋孝先。蒋经国的孩子叫蒋孝文、蒋孝武；“孝”字辈以下是“友”字辈。此外，陈亮还跟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有亲戚关系，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他在“文革”期间被提前从新华社永济五七干校召回北京。
陈亮在学生时代便交游甚广。有些小学同学和民国时期著名人物的后裔，至今仍与他有来往。在他的涉外关系中，不仅有国民党的高官，而且也有美国政府的重要人物。美国国防部的一位空军上校同陈亮的交往引起了我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他是陈亮姐姐的女婿，这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地道美国人把陈亮叫uncle（在英文里，叔叔、舅舅都是这个词）。在开拓中美航线时，他是美方派来的导航员。通过这个外甥女婿，陈亮又结识了美国驻华使馆政务参赞等一些官员，周末偶尔互相宴请。老布什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访华，在长城饭店设宴，陈亮也受到邀请。
复杂的境外高层社会关系，既给陈亮带来麻烦，有时也使他得到点儿好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戴煌和陈亮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1957年的工资，但未补发。值得玩味的是，戴煌和陈亮的问题改正后，新华社的选民旋即自发地撇开党委指定的人选而选举了他们为西城区人民代表。
改革开放以后，陈亮在参编部当了几年《参考消息》和英文编辑室的头头，又赶上“老同志驻外”的末班车，在新华社联合国分社干了几年。行将离任时，陈亮觉得，美国是个多元移民国家，结构复杂。而在我们分社工作，好比生活在“小北京”，几年中他只有一个周末去过华盛顿，对美国毫无感性认识。他希望滞留下来，观察和亲身体会美国社会。经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