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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到上海来，是为了请中央解决冲突。代表团认为，过错全在毛身上。这一切在东固事件（注：即富田事变）前就发生了。现在（2月10日）情况如何我不清楚。很难弄清楚，这里到底是谁的错，这一事件的起因在哪里。据来者报告，不管怎么说那里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在这里转达莫斯克文（注：即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还没有同代表团谈。我昨天才得知此事。因此，我只好不作评论。我建议莫斯克文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出决定并立即派人去。决定大体应该是这样的：“在中央局（两名中央委员和我）到达之前停止任何意见分歧（的争论），一切都原封不动，应集中全部力量打退军阀又重新发动的攻势。中央局将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作出决定。”
这是盖利斯准备去中央苏区之前给别尔津的汇报。后来他未去成。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1930年11月先派项英去苏区，12月30日，项英抵达红一方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地区正式成立，因周恩来尚未到苏区，项英代理书记。他对反“AB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1月16日在他主持下发出的《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中，一方面严肃批评富田事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错误行动，同时说不能“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另一方面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AB团斗争中的错误”，其表现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就打”，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杀，尤其防止一般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的发生，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这个公告发布后，使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
从共产国际档案反映的情况看，反“AB团”斗争是由内部意见分歧引起的
1931年2月11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东方部部长、驻中国代表别斯帕洛夫，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书记温裕成和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的博古的谈话记录，反映了富田事变后第一个苏区代表团汇报的情况：
苏区代表团已到达上海。代表团中有江西（苏区）共青团省委书记（段良弼）。代表团是1月3日从那里出发的。他们通报了红军和党组织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温同代表团谈了话，并向政治局作了汇报。
这些事件发生在1930年12月底。
代表团报告说：军阀发起第一次进攻时，毛泽东和朱德主张采取不战而放弃阵地的策略。例如放弃东固。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数万人同红军一起走了。空前未有的饥荒……省委立即召开了省委全会。全会决定建议红军指挥部开始同敌人作斗争。省委书记李文林同志把这一决定转迭给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毛把他抓了起来。此外，毛还立即派出一个连去逮捕省委全体成员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府成员。他们受到指控，说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即所谓〃AB团”（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成员，他们都受到严刑拷问。共青团区委书记（注：指段良弼）让看了他的伤势，他受了重伤。由于严刑拷问，他们招认了，尽管（据他们说）他们始终是反对“AB团”的，从来也没有成为它的成员。这个连还被毛派往红20军。该军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是从游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并处在省委的影响之下。毛派去的这个连逮捕了该军的所有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被捕的人中有名声显赫的团长（注：指174团政委刘敌）。当指控他，说他是“AB团”成员时，他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已在红军队伍里战斗这么久了，我全家人都被白军杀害了。”他被释放了，回到了团里，他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决定借助军事力量解放所有被捕者。这个团立即被派去，所有被捕者都被释放了。毛的连由于宣传鼓动改变了自己的情绪，因为大家都怕毛，于是红20军（3000多人，1000多件武器）过了河（注：即赣江）。毛火速派红12军去对付红20军。省委再次召开会议，决定不发起反对红12军的斗争，而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它那里，建议毛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军事方面听从毛的指挥。
红12军相信了，没有采取行动。于是毛派湘东一个团去对付20军。20军又派代表到这个团。该团也拒绝进攻。这时省委决定派代表团去中央。毛知道这件事。
这份谈话记录还记载了报告团反映在反“AB团”之前出现的意见分歧：毛与彭德怀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占领长沙时就已经产生。毛主张攻打南昌，而彭主张攻打长沙。起先攻打南昌，红军遭到了失败。于是彭带领自己的部队去攻打长沙，并两度占领该城，但毛没有给彭提供任何援助。他正是以此来解释攻打长沙失败的原因的。
由于军阀的进攻，又出现了意见分歧。占领吉安之后，红军获得800万墨西哥元和许多黄金。许多同志认为。现在可以开始打进攻战了。毛反对这样做。他希望先取得军事储备和食品。他派小股部队到城市和农村，但两周内什么也没有筹集到。敌人进攻开始了，同志们想迎战。毛说，应当避开。吉安未经战斗就放弃了。毛提议去闽东南。这一命令下达到彭德怀那里时，彭在军内召开了会议。同志们说，如果毛今后还坚持这种策略，那就应当同他断绝关系。彭当时还很谨慎，他说，不能同毛断绝关系等等。
毛与省委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有一次毛建议解散所有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内有很多“AB团”分子和富农。实际上，当时在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中是有许多暗藏的这类分子。区委反对这一建议。
谈话记录还反映出在其他问题上的一些意见分歧：
朱德与毛之间也有分歧。曾举行过一次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指挥员参加的会议。朱德在这次会议上说，他不过是毛手中的玩物，没有任何权力，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彭当时拍着桌子说：“你是懦夫，你为什么不斗争？”
共产国际成员对反“AB团”斗争的不同意见
从盖利斯的汇报信和别斯帕洛夫等的谈话记录看，他们虽然并不完全相信从苏区来的第一个代表团的上述汇报，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些汇报。
1931年2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负责人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的谈话，有以下的记录：
关于毛与彭之间的分歧问题。由斯皮里多诺夫（张国焘）、科穆纳尔（王稼祥）、古德科夫（沈泽民）、布雷利斯基（任弼时）和莫斯克文（周恩来）组成的政治局委员会同来自江西省委的三名同志进行了交谈。除这个代表团外，一个新的三人代表团也来到我们这里。从交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代表团通报的关于逮捕和毒打被怀疑为“AB团”的我党党员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从这个新的代表团的通报中可得出，第一个代表团并未得到同志们的很大信任。有消息说，前委书记（刘士奇）将带着从毛那里得到的材料和资金到我们这里来。根据现有的材料很清楚，领导同志中的分歧在去年6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时就发生了。这次全会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路线的来信（指1930年6月15日立三路线期间中央给红4军前委的信）。顺便说一下，这封信中谈到，让红军夺取农民的所有武器，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实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建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件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这就是允许富农保留在当地的统治。苏区存在的“AB团”组织活动很巧妙，该组织的组成人员——是留在苏维埃政权任职的前国民党官吏。江西省委去年7月的决议中说“AB团”有10万人。他们似乎全都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当时我们在这个地区共有党员3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了（莫斯克文），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作斗争。
最近撤出吉安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毛、朱、彭——对军队进行了清洗，他们清除了大约4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