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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但有人愿意把他的学说也包括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内。我想也未尝不可。
中国的“国学”过去在世界上的影响有限。在西方学术界，老子的影响比较大些。从十六世纪起，老子的《道德经》就风靡西欧。欧洲哲学重镇德国的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名家都重视老子。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位最重要的思想家，老子名列前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传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道德经》。这一点恐怕出乎国内提倡国学者们的意料。这倒应了中国古代关于老子“出关”的传说。孔子名头虽大，却没有这种运气。可是现在情况变了，有不少外国办起了“孔子学院”，这些以孔子命名的学院，主要是用于学习汉字，但也希望初步接触一点中国的文化。据说，截至2008年12月，全球已开办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分布在78个国家和地区。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件好事，孔子终于也带着汉字和《论语》讲义（于丹作）“出关”去了，大有超越老子之势，真不愧为“圣之时者也”。
但我想说的是国内。在国内，已有一些大学办起了“国学院”或“国学研究所”。深圳似乎办得最早，上世纪末我过深圳时曾想前去访问，因别的事错过了机会。前几年我的一位朋友被聘为一个大学办的“国学院”院长（不久他因年老精力不济辞去了院长职务）。据他告诉我，这个“国学院”是该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主动发起倡办的，招收的（经过严格考试）也是有大学学历的人，共300余人。5年学制。所设课程，经史子集都有。着重读原著。有的还请专家讲授，如《史记》、《楚辞》、《战国策》等。此外，还接触敦煌学、汉画学、西夏文、古藏文，甚至古西域诸国的文字（据说有一位年仅五十多岁的先生，竟懂得古藏文及古西域二十多国的文字，人才难得啊！当然，不能追求多数。）。外文也是必修课。还听说，学习者都很勤奋。
我没有亲见亲历，不能就简单的介绍妄加评语。但我仅根据求学者必具有高学历，即已经具备必要的现代知识再窥“国学”这一点就相信可以造就出一批人才来，他们能够掌握国学的基本东西，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又不致食古不化，脱离前进中的新时代，他们能净化“国学”，真正取其精华，除其糟粕，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光耀世界。这样的国学院，全国不必多，宁少毋滥（因条件毕竟有所限制），如果东西南北中各办一个，则二十年后必见成效。国人有厚望焉！
大概是因为国学受重视的影响，相应地出现了一种现象和一种主张。一种现象就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百家讲坛”，专家学者登场，有新说“三国”“水浒”者，有新说“玄奘取经”者，有讲解断代史者，甚至有讲解《论语》者，林林总总，开自来“说书”的新局面。这足以增加公众的文史知识。所讲虽不免有争议，总不失为是一项善举。可惜的是，这项“新说书”也出现了某些为出版者所主导的炒作现象，因此引起社会的某种看法。炒作虽说这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新说书”毕竟应看作是一项严肃的文化事业。
所谓“一种主张”，就是趁国学受重视之机，有论者提出“小学应以诵会《四书》为主”、“初中初涉《六经》”之议。这虽只是个别论者的主张，但已显露出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这种倾向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我们的“国学热”应当走向何方？我以为应当加以讨论。至于为继承传统文化着想，在中小学适当涉猎一些古诗词、古文及某些古历史章节等，使国人从青少年起就有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基础和兴趣，则是完全必要的。现在不仅中小学生，甚至连一些大学生也不能像样地手书中文，亦无起码的传统文化知识，这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情。
面向现代化，决不意味着忘却传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关于“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 徐水涯
一、接着汪澍白的话来谈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而且成绩斐然。但有个问题，人们似乎注意得不够，就是：毛泽东晚年所发表的一些轻视书本知识的见解，与清代颜李学派的观点颇为相似。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研究专家汪澍白先生在一篇题为《（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国哲学传统》的文章中曾经谈到过。他是这样说的：
颜习斋对朱熹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也有过头的地方。他强调“读书无他事，只要在‘行’字着力”，便带着轻视理性认识的意味。“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这就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了。毛泽东晚年也多次发表过类似见解。……这就同颜习斋一样，得出了“读书有害”的片面性结论。不过，这是六十年代出现的问题，不能归咎于三十年代的《实践论》。（汪澍白著《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3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虽然所谈的内容非常简略，援引的史料也极少，但却给人提示了一个重要信息：晚年毛泽东与颜李学派在“读书有害”这一见解上，有相似或相通之处。
颜李学派是清朝初年的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以颜元（字易直，号习斋）及其门徒李塨（字刚主，号恕谷）为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这样概括颜李的学说：“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颜元）之根本主义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的作者、史学家陈登原认为，颜李学说的精髓，就在“动”、“实”、“习”、“用”四个字。
晚年毛泽东究竟发表过哪些类似颜李的见解？颜李又是怎样论说自己的观点、主张的？毛的见解是否受过颜李的影响？这是几个既重要又让人感兴趣的问题。下面我就根据翻检到的史料，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也就是接着前引的汪澍白先生的话来谈，把他未加深谈的话题谈下去。
二、老粗与读书人
汪澍白说，毛泽东晚年多次发表过与颜习斋的“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的观点类似的见解。毛是怎样说的呢？
1964年1月7目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很直率的命题：“老粗出人物”。接着发挥：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下面谈刘邦怎么厉害，从略）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引自2006年12月21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所刊文章《毛泽东对历代帝王的评说》）
毛泽东的命题是“老粗出人物”。老粗，也就是文盲或识字不多的人，“人物”，是指杰出的人物。毛泽东这段话所列举出的“人物”都是皇帝，都是老粗出身的能干的皇帝。但没有谈到读书人。
在另外几次谈话中，毛泽东则既谈到了老粗，又谈到了读书人，而且是将二者对比着来谈的。如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
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引自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31页）
状元、进士、翰林，在封建社会中都是被视为顶级的读书人的，但毛泽东却认为他们“都是不成的”。毛又将读过书的皇帝和不读书（大草包）的皇帝做了比较，认为不读书的皇帝“比较好”。他的结论是：书“读多了，害死人”。
毛泽东又曾提出要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甚至提出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所谓“神秘观念”。他是这样说的：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学问的、无创造性的。
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引自《李锐谈毛泽东》，179页，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这些话，虽然都是毛泽东在“大跃进”等一些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