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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里举一些由李淳风编集的占辞为例：《乙巳占》卷二。
凡师出门而蚀，当其国之野，大败，军死（凡军队出国门时遇到月蚀，月蚀所发生的宿之分野又恰好对应该国，则该国军队将大败死伤）。
月蚀尽（指发生月全蚀），光耀亡（无），君之殃。
蚀不尽，光辉散，君之忧。
月生三日而蚀，是谓大殃，国有丧。十日至十四日而蚀，天下兵起。十五日而蚀，国破灭亡。
春蚀，岁恶（收成坏），将（将领）死，有忧。夏蚀，大旱。秋蚀，兵起。冬蚀，其国有兵、丧。
月食发生于二十八宿的不同宿中，其星占学意义又各不相同，这被称为“蚀列宿占”。“蚀列宿占”对于日、月都有。这里以月为例，举四宿占辞以见一斑：
月在角、亢蚀，刑法官当黜（主管刑事法律的官员将被罢黜），将吏有忧；国门四闭，其邦凶。《乙巳占》卷二。
月在危蚀，不有崩丧，必有大臣薨（不是皇帝死，就是大臣死），天下改服；刀剑之官忧；衣履金玉之人（指贵族高官）有黜。《乙巳占》卷二。
月在张蚀，贵人失势，皇后忧。《乙巳占》卷二。
关于太阳的“蚀列宿占”，情形也类似。
如果月食发生于某宿，而此时恰好又有行星运行到该宿，则又另有星占学意义。李淳风称之为“月蚀五星”，不很确切，容易使现代读者误认为是月掩行星（一种确实会发生的天象）。其实只要一看占辞就可明白其意，举两例如下：《乙巳占》卷二。
月行与木（木星）同宿而蚀，民相食，粟贵，农官忧。
月行与水同宿而蚀，其国有女乱而国亡。
对于月食，也有禳救之举。仪式中通常都要击鼓，照汉儒郑玄为《周礼》所作的注中说，还有“王者必亲击鼓”的规定。同时根据阴阳对应的理论，要由皇后率领后宫搞一套禳救仪式。不过毕竟阳尊阴卑，君贵臣贱，男重女轻，为月食而举行的禳救仪式，其隆重程度无法与为日食而举行者相比。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8节 月位占
与日食之备受重视不同，在关于月的星占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月食占，而是“月位占”——月球在星空中作周期运动时，它与恒星、行星发生视觉上的关系，由此呈现出来的各种天象及其星占学意义。
月球每天相对于恒星背景移动约13°（注意这不是指月亮东升西落的周日运动——周日运动相对于恒星背景是固定的），这就会产生月亮逼近、甚至遮掩某些恒星或行星的天象，这类天象的具体情况多种多样，而且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成为古人进行各种星占学预言的大好题目。难怪在许多经典的中国星占学文献中，月位占占了月占占辞的绝大部分。
在《开元占经》中有“月与列宿相犯”的星占名目，这又被分为“月犯星”与“星入月”两类，先各举占辞一例：
月犯列宿，其国（按照分野理论所对应之国）有忧。《开元占经》卷十三引《河图纬帝览嬉》。
星入月中，其国君有忧。一曰：不出三年，臣胜其主。《开元占经》卷十三引《海中占》。
所谓“星入月中”，是中国星占学文献中极常见的说法，而实际上这种天象不可能发生，因为月球比所有的恒星和行星都离地球近得多，所以只可能有月掩星，绝不可能有“星入月”。古代星占学家盛称此说，原因或有两端：一是将流星恰好与月亮在同一视方向上出现误认为“星入月”；二是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真实结构了解太少，对于月球与恒星、行星距地孰远孰近不甚了了，故相信“星入月”是可能发生的。
月位占中最重要的是“月犯列宿”，先看几条占辞：
（月）在尾宿有变，后宫不安，妃后争人君子孙，不吉在宫中矣。《开元占经》卷十三引《郗萌占》。
月以十月至四月入南斗中，天下大赦。近期六十日，中期六月，远期一年（皆指应验的时间）。《开元占经》卷十三引《黄帝占》。
月变于须女，有兵不战而降。又曰：有嫁女娶妇之事。《开元占经》卷十三引《郗萌占》。
月蚀张，贵臣失势，皇后有忧。《开元占经》卷十三引《黄帝占》。
古人所谓“犯”，是指月球运行进入某宿所属的天区。而具体进行星占预言时，又要结合月本身所呈现的状况来考虑。上引第一、三条占辞都是根据月在某宿时发生“变”来占吉凶，但这“变”是什么情况则未明言。第四条占辞明确说“月蚀张”，即月在张宿发生月食，可视为“月变”之一。第二条占辞则只言月“入”南斗，未言其“变”。
月球运动的恒星周期为273日，也就是说，月球每273日就要在星空中绕行一周。因此月入某宿之后，再过273天就会再次进入该宿。由此可知“月犯列宿”是极常见的天象。与此类似的还有如下系列的天象：
月犯石氏中官
月犯石氏外官
月犯甘氏中官
月犯甘氏外官
月犯巫咸中、外官
上述五种情形中，并未遍列甘、石、巫咸三大门派的全部星官——那些远离白道的星官，月球不可能“犯”到它们。如将上述天象中的“犯”字改成“晕”，则又可构成一套关于月的天象系列：月在二十八宿和三大门派中、外官处发生晕（一种大气光象，但古人认为是月球本身发生的现象），也各有其星占学意义。所有这些以273日为周期的月位天象，其占辞可以窥一斑而想见全豹，基本上不外各种灾祸之兆。只有极个别的吉兆，如：
月晕尾（月在尾宿时出现晕），有益地（扩张领土）者百里以上。《开元占经》卷十五引《东观占》。
由上所述，月位占中名目如此之多，这些天象出现的频率又如此之高，以致在每个晴朗或多云的夜晚都会有不止一种；而这些天象又绝大部分皆为凶兆，如此夜夜凶兆不绝，岂非天下将无一日安宁，古人时常憧憬讴歌的所谓“太平盛世”又何时会有？这固然可以用来说明星占学之不可信，但在这背后还另有奥妙。事实上，这里触及了中国古代星占学运作中的一个关键机制——不祥的凶兆虽然夜夜都有，但是星占学家并不会、也不可能每个凶兆都去向皇帝报告，他们只有在适当的时机才会提出星占报告。中国星占学是古代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个合格的星占学家必须懂得，对于司空见惯的种种凶兆天象，什么时候应该视而不见，什么时候应该轻描淡写，什么时候应该郑重报告。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79节 行星之占（1）
行星占是中国星占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成分。不了解行星占也就不了解古代中国的星占学。
集唐以前中国星占学理论之大成的《开元占经》，全书120卷，行星占独占42卷之多。行星星占学在古代受到特殊重视是不难理解的：恒星在天球上固定不移；日、月各只有一个；而行星则周期性地穿行于恒星背景之中，与二十八宿和太阳、月亮都会发生视觉关系；况且古人已知道的行星有五颗之多，每颗的运行速度和周期又明显不同；再和五行之说附会在一起，更是变化多端。
一、国师与丞相之死：行星占的重要
行星星占学的重要性，特别表现在它对古代中国军政大事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历史事件来观察这一点。
第一件事是王莽当政时的一次宫廷军事政变。事变始末见《汉书·王莽传下》。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刘歆，就死于这场失败的政变中，而原因正是他本人和同谋者对行星星占学的迷信。当时王莽以伪善与阴谋篡窃国柄，因为肆无忌惮，倒行逆施，很快就陷入内外交困、众叛亲离之境。他的亲信之一卫将军王涉，被星占学家西门君惠用星占学的预言说动了心，就与大司马董忠、“国师公”刘歆等策划发动军事政变，打算劫持王莽，然后向南阳军事集团（后来东汉光武帝就是从这个集团起家的）围攻长安的军队投降，以免为王莽殉葬。本来早就可以动手，但刘歆是当时研究星占、谶纬之类神秘主义学问的大权威（王莽因此封他为“国师公”），他认为“当待太白星出，乃可”——那时金星恰好运行到太阳附近，古代称为“伏”，此时它被掩没在太阳的光芒之中，所以无法看到。要等金星走出“伏”才能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