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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写了一部多卷本的《星占学纲要》（Introduction to Astrology），其中对许多星占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参见下一小节）。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前后就已风行全欧洲。他本人则成了“箭垛”式的神奇人物，许多奇异传说都附会到他身上。民间相传他骑在一个状如黑马的邪魔身上，来去无踪。他的死亡也有些戏剧性，据说他自己早已预知他必死于头部受到重击，为此他总是戴着钢盔；有一天他和皇帝一起去教堂，不得不脱帽致敬，哪知钢盔刚一离首，就有一块小石头从高处落下，正打中他顶心，竟然就一命呜呼，魂归天国了。
稍后的星占学家中可以提到一个哈利法克斯（Halifax）地方的霍利伍德（John Holywood），他在牛津受教育，约公元1230年时定居巴黎。霍利伍德姓名的拉丁化拼法变异颇大，被拼成Johannes de Sacro Bosco。他之所以能青史留名，是因为写了一本小册子《天球论》（Tractatus de sphaera）。这本小册子几乎一问世就有洛阳纸贵的势头，各种抄本、译本层出不穷，一个世纪中竟至少再版了40次。还有许多渊博学者为之撰写评注，于是书中不少天文学知识方面的错误都被指出来了。
要说13世纪时最重要的拉丁文星占学著作，当推《天文书》（Liber astronomicus）。此书的作者波拿第（Guido Bonatti），也可算这一世纪中最负盛名的星占学家。他挟其星占之术，靠为君主们充当顾问为生。他有一段时间受雇于蒙太费尔特罗的圭多（Guido de Montefeltro），每逢这位君主与敌军作战，他就登上城堡观察敌情，发号施令，摇铃第一通，战士们穿妥盔甲；第二通，上马；第三通，战士们冲向敌阵开战。据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维拉尼（F。Villani）的说法，这位君主的许多战役都是靠波拿第的星占预卜之术指导才获胜的。
波拿第在《天文书》中，对星占学极尽推崇之能事。他自豪地宣称：星占学家对于星辰所知之多，远胜于神学家对上帝之所知。针对一些教会人士对星占学的批评，他又将《圣经》一些语句自作解释，来为星占学辩护。照他的说法，亚伯拉罕（Abraham）也曾从埃及人那里学习星占学，而耶稣本人也曾使用（或至少允许别人使用）星占之术以选择吉日良辰。他认为星占学不仅是一门科学，同时还是一门艺术；而星占学家则是学究天人、能够知晓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大智者：
星占学家知道万事万物。所有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所有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一切事情都无法对他隐匿，因为他知道天体运动在过去、现在、未来所发生的作用，还知道这些作用在什么时刻发生，以及这些作用会产生何种后果。转引自A History of Astrology。p。103。
《天文书》中还列举了各种问题，借助星占学，波拿第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这些问题中包括诸如一个人能否升任主教、修道院院长、红衣主教，乃至教皇？按理一个牧师不应该提这类问题；但波拿第表示，许多人确实提了，因此星占学家有责任给出“公正的答复”。又如建造教堂、住宅、城堡乃至建设一座城市，什么时刻破土动工才能吉祥顺利？这也是星占学的用武之地——这倒和中国古代的“择吉之术”如出一辙了。
又有意大利人彼得（Peter，阿尔巴诺Albano地方的），生于公元1250年，年青时游踪甚广，到过欧洲许多国家，还曾在巴黎大学活动过一段时间。后来返回意大利，曾与从中国西返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有过接触。最后成了帕多瓦（Padua）大学的高薪教授，死在任上。时为公元1316年，这在那时要算高寿了。彼得将星占学家与医生这两种职业一身而二任——这在那时是相当常见的事。他曾任教皇的御医，医名颇盛，得到名流的推崇。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安抚者》（Conciliator）一书，主要是论述医学的，但书中列举了反对星占学的论点，然后逐一加以驳斥。彼得强调指出，星占学是一种科学，尽管星占学家有时推算错误，但那是情有可原的。
稍后的阿斯科利（Cecco dAscoli），因为是被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的惟一星占学家而著称于世。他曾两次受到审判，第一次是1324年，在波隆那（Bologna），他被判决禁止教授星占学，并被剥夺教授席位和医生资格。不知他怎么竟再次犯忌，于是三年后在佛罗伦萨第二次受审，这次难逃一死，被判火刑，并焚毁他的著作。他的星占学著作其实颇为平庸，只是一种对我们前面谈到过的霍利伍德《天球论》一书的评注。不过由于被宗教裁判所下令焚毁，这书反而变得有名起来。书中所持的星占学说，实际上与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和阿奎那（T。Aquinas）师徒俩所持的并无不同，然而后两人一个被教廷宣布为“有福者”，一个更被宣布为“圣徒”（而且是在阿斯科利被处火刑之前4年！），前者却被送上火刑堆，遭遇之不同，何啻霄壤，令人感慨不已。
在本章所论时代，最后一位大名鼎鼎的星占学家，或许可推英国文豪乔叟（Geoffrey Chaucer，公元1340～1400年）以当之。乔叟之享大名，首先自然是由于他那部流芳百世的《坎特伯雷故事》（Canterbury Tales）；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他对于星占学也大有造诣，留下的星占学著作有《论星盘》（Treatise on the Astrolabe）一书。此书据说是为他儿子所作。书中参考援引了一些前人的著作，已知至少有两种：一为马沙·安拉（Māshā Allāh）所著的《托勒密评注》（约成书于公元800年），另一种就是上文提到的霍利伍德的《天球论》。在《论星盘》，乔叟对那种预言未来天下大势的军国星占学持完全排拒的态度。同时，他当然赞成生辰星占学，他称之为“自然星占学”（拉丁文作astrologia naturalis）。他认为行星确实会对人生境遇产生影响。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7节 星占学理论的探讨与发展
西方的生辰星占学理论，其总体格局，大致已在希腊化时代确定下来。在中世纪，基本上是继承前代，但是由于有三大新背景的出现，当然也就有一些新的探讨与发展出现于星占学理论中。这三大新背景，第一是蛮族王国的兴起和拉丁化，第二是基督教会成为文化的几乎惟一的保存者和发展者，第三是阿拉伯文明的兴起及其对欧洲的影响。
公元11世纪中下叶的英国星占学家阿德拉德（Adelard，又拼作Aethelhard），曾留下一些有关著作。有一篇论文归于他名下，里面引征了托勒密、阿波罗尼奥斯、特里斯美吉斯佗（H。Trismegistus）等不少古代权威的论述，来为星占学壮大声势。其中也有一些充满宗教色彩的新奇想法，例如他将不同民族与日月行星相附会：
犹太民族：土星
阿拉伯民族：火星、金星
信奉基督教的诸民族：太阳、木星
这些民族由不同的天体“统治”。当然，基督教的信奉者是凌驾于“异教徒”之上的，因为太阳象征着正直、公平和胜利；而木星则象征着和平、平衡与和谐。阿德拉德还认为犹太教徒、穆斯林以及基督徒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是由于火星和土星始终无法与木星保持“友好关系”。
著名的斯科特在他的《星占学纲要》一书中，对星占学理论也有许多探讨。他认为，通过行星可以发现上帝对于人类事务的计划，而星占学的理论和实践，其目的就在于作出这种发现。他又认为，恒星也只能显示而不能造成“这个速朽的尘世中那些涉及每个人的真实事件”——这些事件当然只有上帝才有能力来“造成”。换句话说，斯科特认为只有上帝的意愿才是人间事变的原因，而各种天象只是这些事变的结果，只是上帝意愿的显示而已。这种信念与古埃及人和迦勒底人那类星神崇拜的思想显然是不同的。
斯科特还认为，在生辰星占学的实践中，妇女受孕时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分娩时刻，因为他相信，“妇女总是倾向于注意性交的准确时刻”。而正是在妇女受孕那一时刻的星象，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