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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王来拜”说起
“三王来拜”是历史上欧洲画家们屡画不厌的题材：来自“东方”的三位国王（有时也作“博士”、“贤人”等）因见到了奇异星象，知道“救世主”已经降生人世，乃赶去朝拜，结果发现是耶稣降生于马厩之中。这故事详细记载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开头：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对于这段在西方家喻户晓的故事，不同的人当然可以见仁见智。画家们通常驰骋其艺术想像力，去表现圣母、耶稣和东方来的朝拜者，而星占学家和历史学家则从中看到了星占学与早期基督教的渊源。有的西方学者不无道理地指出：上引《圣经》中所说的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可以认为正是几位星占学家。当然，不能排除他们拥有其他身份（比如国王）的可能，但从他们的行事来看，作为星占学家似乎是很够格的了。
“三王来拜”故事的真实性，就如关于耶稣降生的一系列其他故事一样，很难从字面上去究诘。有人颇为认真地去考证诸如东方来的博士究竟是几个（《圣经》中未记明是几个）、他们从何处来（候选的地方有阿拉伯、波斯、迦勒底、印度等处）、他们所见的天象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木星与土星恰处在“合”的状况，光芒相重合并，所以分外明亮——当然都只是推测之辞）等等，虽然作为“学术操练”固然无可非议，但总不免令人有舍本逐末之感。其实在这个故事中，最有意义的恐怕只是表明了：星占学与早期基督教曾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4节 两种态度共存
星占学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其实没有什么难以调和的冲突。因此关于星占学可信与否的争论，并未成为教会中第一等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样双方就不缺乏各抒己见的余地，也不至于闹到人头落地的地步。
主张接纳星占学的教会人士，当然要将星占学与基督教神学教义调和附会。比如有一位叙利亚教士巴尔德撒纳斯（Bardesanes）（公元154～222年），写过一部《关于命运的对话》（The Dialogue Concerning Fate）。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基督教会对待星占学的一般态度。书中采取一种颇富实用主义色彩的观点：认为行星确实有着明显的左右尘世事物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服从上帝意志的，是受到上帝制约的；而这制约体现在人类自由意志与自然力两方面的作用。又如，为了强调星占学及其预言与《圣经》并无冲突，一些星占图被画得充满了基督教色彩。一些著作家争论说：上帝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去统辖整个黄道十二宫。再如基督教早期的异端派别之一，称为诺斯替（Gnostics）派的，则认为耶稣受难升天之后，就改变了行星对尘世的影响，甚至改变了行星的运动；因而诸行星对灵魂的塑造、对受孕成胎过程的控制，乃至对人一生的影响，都已服从上帝意志的安排了。
另一方面，教会中反对星占学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有的人，所持反对理由颇为奇怪。比如公元1世纪初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一位尤第乌斯（P。Judaeus），强烈反对那种认为行星能操控人生的星占学观点，抨击那些主张人的一生都是由天象运行所安排的星占家；而他的理由却是：他相信天上星辰都是美丽、神圣、智慧的生物，这样的生物是不会作恶、也无力作恶的，因此星辰不会像人那样去降灾于别人。
教会的卫道之士中，反对星占学的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批判、驳斥而去研读星占学著作；还有一种则被称为“走捷径”，即仅满足于通过阅读那些批判星占学的著作去间接了解星占学，然后就去撰写自己的著作。后面这种人无疑占着多数。
在早期基督教会中，反对星占学的首选人物是著名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生活于公元354～430年间。他是被称为“教父”那类人的代表和典范，又是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与中世纪的托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同为基督教神学的两大师。这两人都被教会封为“圣徒”。圣奥古斯丁之反对星占学，可以说坚决之至，立场鲜明，不作任何调和的尝试。在他所作三部非常著名的书《基督教义》（Christian Doctrine，又译《教义手册》）、《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又译《天城》）、《忏悔录》（Confessiones）中，他都抨击了星占学。其中尤以《忏悔录》一书所论最为生动。
圣奥古斯丁早年曾信奉摩尼教，至33岁那年才痛下决心，皈依基督教会，从此成为忠实信徒。他在《忏悔录》中，以内心独白、向上帝倾诉的形式，痛陈自己早年如何误入歧途，迷信异教。其中多处谈到他先前也曾相信星占学，受其蛊惑，至皈依基督之后，方始深悟其非，转而坚决拒斥星占学。他描述自己早年时情形说：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四卷三章，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53页。
为此，我继续向当时名为算术家的星士请教，因为他们的推演星命似乎并不举行什么祭祀，也不作什么通神的祝告。……这些星士们都竭力抹杀你的告诫，对我说：“你的犯罪是出于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金星或土星、火星所主的”。这不过为卸脱一团血肉、一个臭皮囊的人的罪责，而归罪于天地日月星辰的创造者与管理者。
接着又谈到他自己在此事上转变态度的契机和过程：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四卷三章，第54页。
当时有一位具有卓见之士（按此人即温第齐亚纳斯Vindicianus，当时的名医），并且也精于医道，在医学上负有盛名，……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在研究星命的书籍，便以父执的态度谆谆告诫我，教我抛开这些书本，不要以精神耗于这种无益之事，……他说他也研究过星命之学，而且年轻时，曾想以此为终生的职业。……他之所以捐弃此道而从事医道，是由于已经觑破星命术数的虚妄，像他这样严肃的人，不愿作骗人的生涯。
然而当时圣奥古斯丁对星占学还迷恋不止，这位长者和一些其他人的劝告，他还听不进去，原因是那些星占学著作的作者的权威实在太大，而且他觉得“还没有找到我所要求的一种可靠的证据，能确无可疑地证明，这些星命家的话所以应验是出于偶然，而不是出于推演星辰”。
这样的证据，后来似乎终于被圣奥古斯丁找到，他对此谈得颇为详细：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七卷六章，第120～121页。
我得到一个非常可靠的结论：观察星辰而作出肯定的预言，并非出于真才实学，而是出于偶然；如果预言错误，也不是学问的不够，而仅是被偶然所玩弄。……我便注意到孪生的孩子，脱离母胎往往只相隔极短时间，这短短时间，不论人们推说在自然界有多大影响，但这已不属于推算范围之内，星命家的观察绝对不能用什么星宿分别推演，作为预言未来的根据。这种预言本不足信，因为根据同一时辰星宿而推算，则对以扫和雅各应作同样的预言，可是两人的遭遇截然不同，故知预言属于虚妄。如果确实，则根据同样的时辰星宿，应作出不同的预言。所以预言的应验，不凭学问，而是出于偶然。
这里的“以扫（Esau）和雅各（Jacob）”，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