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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哉斯言！然而，如果在民主国家，一个总统候选人说他视总统职位如破鞋，选民们还会投他的票吗？人们怎么指望一个把自己职位看作破鞋的人，能在这个职位上为国、为民效劳？好在中国的官员都不是老百姓选的，不烦操心。冯玉祥把陕西督军看作一只破鞋，是因为他一心想得到河南督军这个位置。冯玉祥决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
河南督军和奉系暗通款曲，宣布武装中立，凡是参战客军逗留豫境，一律解除武装。但冯玉祥的武装，又岂是凡夫俗子所能解除？双方激战一天，豫军大败。冯玉祥乘机扫荡河南全境。几天以后，政府下令由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
河南是吴佩孚的老地盘，他的大本营就设在洛阳，河南督军在吴玉帅面前，从来就像小媳妇一样。而冯玉祥又是个一惯自行其事，不听号令的人。翩翩儒将和草莽英雄之间，必然水火不容。
上任没几天，吴佩孚便勒令冯玉祥协饷80万元，以后每月协饷20万元，冯玉祥就算能筹得出这么一大笔钱，也不会白白送给吴佩孚。他复电拒绝了。吴佩孚明确告诉他，如果他做不到，就请让出河南督军的位置。
冯玉祥感到在河南没办法呆下去了，于是跑到保定向曹锟哭诉，他的用意是向吴佩孚摆出投靠保定系的姿态。不料曹锟对河南小媳妇的处境，大表同情，劝冯玉祥干脆调到北京。冯玉祥吃了一个哑巴亏，有苦说不出。
1922年10月，大总统颁布明令，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交出河南地盘。冯玉祥百般无奈，只好到洛阳向吴佩孚辞行。吴佩孚向冯玉祥提出三个条件，一、河南可以每月为冯玉祥的第十一师协饷20万元；二、冯玉祥只准带走他的第十一师；三、近几个月来冯玉祥在河南新招募的三个混成旅，应该留在河南。
“一切悉听大帅安排。”冯玉祥毕恭毕敬，倒行而出。但一回到开封，他立即命令新招的三个混成旅以第十一师的旗号，连夜向北京开拔。他们走后，把旗号运回开封，第十一师才正式动身。就这样，他的西北军队终于堂而皇之地开入了北京帝都。
冯玉祥的西北军是一支训练很严格的队伍。从招兵开始，就非常重视士兵的素质。普通士兵以青壮年农民以主，挑选新兵时要先看看头上有没有辫子，没有不行；再看看手掌有没有厚茧，没有也不行。头上有辫、手上有茧，是老实巴交、单纯保守、能够吃苦耐劳的标记。
冯玉祥喜欢问士兵：“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
士兵们要回答：“我们是从乡间来的。”
“你们的父母、亲戚、朋友是什么人？”
“都是老百姓。”
他也常问自己的儿子：“你的曾祖父和祖父干什么的？”
儿子要回答：“当过农民、渔夫、兵丁。”
听到这样的回答，他便高兴地笑起来。
冯玉祥利用一切机会，向他的官兵灌输平民意识。但西北军里的等级是非常森严的，冯玉祥的命令就是圣旨，任何人不得违抗。在冯玉祥的心腹军官里，没有一个在国外接受过教育。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下。他们打仗靠的是经验和从说书艺人那儿听回来的故事，直至模仿《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来指挥战斗。
为了维护冯玉祥本人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他把士兵们“结盟”、“入会”一类的活动悬为厉禁。但实际上，帮会势力早已渗透他的军队，他的长兄冯基道就是一个黑社会大老，他手下第一战将张之江也是一名帮会分子。
冯玉祥利用基督教作以维系他的军队的基础。他要求全体官兵都受洗入教。这位大老粗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消防水龙头给他的官兵行受洗礼。但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农家子弟来说，基督教不过是一个可以公开的帮会而已。
冯玉祥认为基督教有助于向士兵灌输禁欲主义，对加强军队的纪律非常有用。不过，西北农民对基督教，并非真正接受，连冯玉祥也不是认真信仰。他生平除了自己以外，没有真正信仰的人物，也没有真正信仰的思想。孔子、孟子、关公、岳飞、曾国藩、胡林翼、耶稣、列宁、甘地、孙中山等，都在他的脑子里，占了一席之地。而万物的轴心，就是冯玉祥自己。
他治军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鼓励官佐家的弟妹子女互相通婚。这有利于把军队变成一个大家庭，而冯玉祥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唯一家长。他总是给结婚的双方都送些礼物，以示威严而有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官佐家的联姻，“一来因为他们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识，相互择配，必较能满意；二来团体的关系也可以因此愈加巩固。”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冯玉祥希望扮演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角色，但却常常力不从心；他是社会改革的积极推行者，但这些改革却往往停留在皮毛琐事上面，诸如不让妓女穿漂亮衣服、宴会菜式的丰俭之类。
冯玉祥对阎锡山在山西的政绩，非常羡慕，他在河南时也模仿山西制订十项治豫大纲。当有人向冯玉祥揭露山西的种种虚假做法时，他不以为然地反驳：“有老王时恨老王，没老王时想老王。其实看山西的完整，今天有哪一省可以比得上？”
然而，就地方建设来说，他连阎锡山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能够学到。
他不如阎锡山之处，在于他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模糊的。
西北军每到一处，所谓的政治宣传工作，就是在墙壁上画满红红绿绿的国耻地图和二十四孝图像，在电线杆上钉满写着古圣贤格言的木牌。连士兵们的衣服前后，都缝上白底红字的标语。如果说中国有“标语治国”的传统，那么冯玉祥是开山祖之一了。
冯玉祥手下有一位重要的政治干部，在担任陕西省民政厅长时，为了禁止妇女缠足，限令各县县长按月缴送一定数量的妇女缠足布，以缠足布的多少作为铨叙的标准。结果，堂堂的民政厅里，缠足布堆积如山，臭不可闻。
冯玉祥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不厌其烦地宣扬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打算实践的政治主张。从基督教教义到三民主义，莫不如是。他常常自称是农夫儿子，但他对农民的生活并不真正关心。陕西的捐税预征了五年，到处民怨沸腾。冯玉祥在河南时连开征“古玩出土捐”这样的主意都想到了，还有什么会从他的指缝中漏掉呢？
1927年，在他治下的西北，农民已经完全破产，乃至遍地土匪。当时的观察者指出：“自民十四年（1925年）冯玉祥占甘肃，随下陕豫后，不但没有把旧有小股土匪使之敛迹，倒反给西北各地增加了不少匪众，弄得匪氛益炽，冠于全国。”康天国编《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0年版。陕西与宁夏、甘肃、绥远、山西、河南、湖北、四川交界之处，几成土匪的天下。
因此，当农民协会成立时，入会者非常踊跃，仅陕西一省，一下子便达15万人。农民已身陷绝境，忍无可忍了。他们提着装着“土豪劣绅”脑袋的笼子，到西安送给政府。他们说，我们惩办了一名反革命分子，现在把他给你们送来了。
真正令冯玉祥担心的不是激化阶级对抗，而是过分活跃的农民运动，必然会影响他在西北的绝对权威。他训斥农民：“这里有驻陕司令，还有省政府，若你们管这类事，还要他们做什么？”
和阎锡山一样，在冯玉祥这位农夫儿子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阴影，这就是深深扎根于黄土高原之上的西北地主集团。中原将在它的面前发抖。
第八章农夫的政治
【壹】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冯玉祥发动第一次北京政变，把黎元洪赶下台去。他似乎尝到了政变的乐趣，这将成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冯玉祥终于来到了北京，来到了这个北洋官僚集团的心脏。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南苑的航空署旧址。当时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冯玉祥的老上司，辛亥年间，张绍曾担任二十镇统制时，冯玉祥是他属下第八十标第三营营长。在北洋系统中，这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凭着这层关系，冯玉祥一到北京，就得到了每月从崇文门税关和京绥路局拨款15万元给冯玉祥西北军的保证。
1923年，北京的政治形势一团糟。曹锟利用他在内阁中的三位心腹——内务总长高凌蔚、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正密锣紧鼓地酝酿倒阁，以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