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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吴佩孚不是那种徒托空言之辈。他相信武力可以解决一切。1920年，他以“水土不服，欠饷未清，兵多怨言，将士思归”为由，宣布要将他的军队从湖南撤回北方，实际上，是用武力推行政治改造计划。
一时天下震动。北方官僚政治的积弊，非一朝一夕而成，哪怕第三师全体官兵誓死效忠，也不过一万余人，能有多大作为？徐树铮尤感愤怒，认为吴佩孚欺骗了他。
然而，段祺瑞马上意识到，一场战争已迫在眉睫——很有可能，这场战争将危及整个北洋集团的基础。他匆匆忙忙下了几道严厉命令：“不得撤防”。
但吴佩孚断然回答：“此次敝军回防，志决议定，断无变更……南北同属一家，并非外患雠敌，但期理由正当，不在兵力多少。”张敬尧报告吴师长不听劝阻决意北撤速筹办法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布贩子曹锟俨然成了直系首领。他向中央转达了吴佩孚的要求。中央一再严令阻止，吴佩孚却不屑一顾，他是唯意志论者，对上司的命令，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接受与否的。他已经开始自由行动了。
北方政府严禁吴佩孚撤防，南方人便出钱资助他北归。南方军政府答应秘密接济直军开拔费60万元，但求客去主人安。直军撤防后，武汉长江一线由湘军推进接防。
5月25日，第三师分水陆两路，自动向北撤去。吴佩孚由衡阳乘“新鸿运”火轮向长沙进发。直军士兵把军械全部收起，在船上扣舷高歌。两岸观者如堵，牵袂成帷。不了解内情的人在看热闹，了解内情的人却知道，一场理想与现实的较量开始了。
6月7日，吴佩孚抵达武昌，立即登上开往郑州的火车。6月间，第三师陆续集结在河南，进驻许昌、驻马店、顺德、磁州、黄河桥、新乡县一带。沿途旄旗满目，帐幕相望，军容鼎盛。
吴佩孚的专车于6月10日中午抵达郑州，下午他向欢迎他的河南官绅军人发表演说，宣布“此行目的，在拥护总统，抵制安福，取消对外各种密约”。黄河沿岸，大军压境，战云密布。
吴佩孚又风尘仆仆地到保定和曹三爷（曹锟在家排行第三）见面。在经过一连几天的秘密磋商之后，公布了三条方针：一、拥护现任内阁，不反对段祺瑞；二、各省防军一律撤回原防地，南军可暂从例外；三、宣布安福系罪状，请求政府解散安福俱乐部。
重点在最后一条。它的更深一层意思，当时还没有人体味得出来：推翻安福俱乐部，意味着推翻现任国会，也即否定了徐世昌大总统的合法地位。曹、吴的主张，得到13个省的赞同，这回段祺瑞灾星临门了。
曹锟
段身边的皖系军人纷纷请战，而他却闭门冥思。这位55岁的老军人，现在考虑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得失安危，而且还有整整一个朝代的存亡。北洋集团已经注定要四分五裂。他突然显得苍老和憔悴了。
6月19日，应徐世昌的邀请，雄踞关外的奉系领袖张作霖，作为调人来到了北京。张大帅是关东响马出身，百分百的绿林好汉。但一朝得志，连正途出身的一品顶戴也要看他面色行事。
张作霖先在北京和段祺瑞见面，然后又跑到保定和曹锟见面。在会议上，吴佩孚一如既往地侃侃而谈，痛斥安福系卖国媚外，张作霖却没有兴趣听，他很不客气地问曹锟：“咱只问你一句，小徐（树铮）手里的军队比你多，兵器比你好，这个仗，你能打吗？”
曹锟肯定地回答：“能打。”
张作霖问：“为什么能打？”
曹锟说：“子玉（吴佩孚字）说能打，就是能打。”
由于吴佩孚坚持以解散安福俱乐部为调解的首要条件，段祺瑞无法接受，战争便不可避免了。段氏指吴“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而吴氏则指安福系“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两造对骂，继而动手。民族主义方兴未艾，吴佩孚的出兵理由，当然更能获得舆论支持。
7月2日，徐世昌下令徐树铮交出兵权，所辖军队，由陆军部接收办理。形势急转直下，7月7日，张作霖以调解失败，连夜乘车离开北京。次日，段祺瑞在将军府召开特别会议，内阁成员和首都军警界要员百余人出席。段氏宣布，由于中央威信失坠，军事纲纪废弛，总统软弱无能，不能裁判，而事事惟命是从。他作为与中华民国的关系最深之人，不能不出而整顿一番！
徐世昌应段要求，颁布大总统令，吴佩孚开去第三师长署职，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惩办；曹锟褫职留任，以观后效。段祺瑞在私邸召集近畿各师长会议，讨论作战问题，段祺瑞出任总指挥，徐树铮担任总参谋长。交通部转饬京汉路局尽快备专车运输军队。
北京陷入了混乱之中。钞价暴跌，达官贵人家眷纷纷迁徙出京，箱笼杂物，堆满了大街胡同，都往前门车站运。
处分曹、吴的命令发表之际，也是曹锟在天津举行誓师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发誓要“直向神京，驱老段，诛小徐”之时。张作霖决定倒向直系一边。但他的宗旨与吴佩孚不同，他是为争夺北洋盟主地位而来的。7月13日，张作霖通电“武装调停”，奉军浩浩荡荡开入关内，遍布于天津北仓一带。
战争立即爆发了。
第三师全面出击，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皖军主力。小徐只身逃入了北京的六国饭店，安福系的要人们鸡飞狗跳，忙着奔入东交民巷避难，箱笼盖铺，络绎于途。段祺瑞显然低估了吴佩孚的军事才能，于是他只好在一个后辈的挑战面前，引咎辞职，放弃了几十年奋斗赢得的崇高地位。
7月20日，直军前锋逼抵长辛店，和芦沟桥遥遥相望。吴佩孚突然下令“暂停前进”。军官们不解地问，为什么不乘胜追击，直捣北京？吴佩孚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是非之地，断不可往。”
在吴佩孚的心目中，北京是一个政治泥潭，一个污水横流之处，总有一天他会把那里打扫干净，但现在他必须先把这棵老树伸到各地的毒枝枯叶剪除掉。
他不仅自己不入北京，还向曹锟建议，张作霖的奉军退回关外，他的第三师退守洛阳，大家都不入北京，以避干政之嫌。
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有理由相信，吴佩孚的胜利，对亲日的卖国政府是致命一击，是1919年那场大规模民族运动播下的种子，直到今天收获的辉煌成果。
西方政治家和商人们也向吴佩孚欢呼。他们希望由他来把西方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民主原则，在中国搞出一个翻版。8月20日，已经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在英文报纸上公开他致中国政府的备忘录，高度赞扬吴佩孚是民主大众的支持者。
吴佩孚登上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这种溢美之辞，在当时的西方人士中几乎处处可闻。像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梅里尔，曾撰文称赞吴佩孚是政治运动中唯一爱国而无个人野心的人。英国《泰晤士报》也以不加掩饰的赞赏语气说，吴佩孚是推倒亲日政府的英雄，全国希望集于一身，建议西方国家对他要多加支持和援助。
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不足为奇。直皖战争后，吴佩孚声望日隆，出任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亲自制订了国民大会提纲：
一、名义：国民大会。
二、性质：由国民自行召集，官署不得参与或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把持操纵。
三、宗旨：国民自决统一善后、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以及一切重大问题，地方不得借口破坏。
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互举一人为初选，如无工商等会组织，宁缺毋滥。初选会员由各省复选五分之一，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五、监督：由各省县农、工、商学各会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六、事务所：由各省县农、工、商、学总会，共同组织为各该省总事务所，由该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所。
七、经费：由各省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
八、期限：限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各节议定公布。
一提国民大会，官僚集团倍感头痛。它不仅有违现实政治架构的基本原则，而且和古圣先贤关于父道政府的箴训背道而驰。官僚们群起抵制，大骂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