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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苏哈诺夫卡。
苏哈诺夫卡——这是只有国家安全部才有的最可怕的监狱。侦查员发着凶险的咝咝声说出它的名字，用来恐吓我们这种人（从蹲过这个监狱的人嘴里打听不出什么来：或者是说一堆语无伦次的梦呓，或者是已经不在人世）。
苏哈诺夫卡——原先是叶卡德林宁荒郊修道院，有两座楼房——一定期服刑楼和侦查楼，共六十八间小室。“乌鸦车”去那里需两个小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监狱是在离列宁的戈尔基和季娜伊达·沃尔康斯卡哑“往日的领地几公里的地方。那一带风景很优美。
囚犯一进狱，先用站立禁闭室给你来个下马威——它是那么狭窄，如果你已无力站着，那就只好用膝盖顶住墙是在那里，别无他法。在这样的禁闭室里有关上一昼夜多的，好使你的精神屈服下来。苏哈诺夫卡的伙食精细好吃，国家安全部门别处的监狱里都吃不到，因为这里没有单独办制造猪饲料的伙房，每天去建筑人员休养所打饭，但是供一个建筑师吃的一份饭食——无论是炸土豆，还是一小块炸肉饼，这里要分给十二个人吃。因为这个缘故，你不仅像在别处一样永远挨饿，而且胃口被调得更难受。
那里的监室全是按两人一间设置的，但往往把受侦查人一个人关在那里。监室的面积是一米半乘两米。两个像树墩那样的小圆凳拧死在石头地面上，如果看守打开墙里的英国锁，从墙里便会放下两块铺板和两条适合婴儿用的填草的床垫，各搭在“树墩”上，只供夜间七个小时使用（就是说，只供侦查时间使用，那里白天是根本不进行侦查的）。白天小圆凳腾出来，但不准坐在上面。还有支在四根竖管上的象烫衣板似的桌面。通风小窗总是关着的，只有早晨看守才用钩子把它打开十分钟。小窗户的玻璃加了钢筋。从来不放风，每天唯一的一次放出去大便是在早晨六点钟。这时候谁的肚子都还没有这个需要，晚上却不让出去。每七间监室划为一个单元，每单元就有两名看守。所以一个看守只需要在三个房门前走动，每经过两个房门以后就可以通过监视孔向你屋里观察一次。这就是无声的苏哈诺夫卡的目的：不让你有一分钟睡眠的时间，不让你有一刻偷偷用来处理私人生活的时间，你永远在监视下，你永远在掌握中。
但如果你通过了与发疯的搏斗，经受了孤独的考验并站定了脚跟——你就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监室！现在你可以在那里治愈精神上的创伤。
如果你很快就屈服了，作了一切让步，并出卖了所有的人——现在你也具备了走进自己第一个监室的条件，虽然你倒不如不活到这个幸福的时刻，而是一张纸上也不签字，以胜利者的身份死在地下室里。
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不是敌人的人。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他们与你走的是一条道，你可以用“我们”这个欢乐的词把他们和自己联结在一起。
是的，在外面你也许蔑视过这个词，当时人们用它代替了你的个性（“我们全体像一个人那样！……我们强烈地愤慨！……我们要求！……我们发誓！……”）——现在却使你产生一种甜蜜的感觉：你在世上不是一人！还存在着有智慧的精神生物——人们！！
我同侦查员进行了四昼夜的决斗以后，刚刚在电灯光刺眼的隔离室里按规定的熄灯时间躺下，看守便开始打开我的门。我都听到了，但在他说出“起来！提审！”之前，我还想有百分之三秒钟的时间把脑袋放在枕头上，想象我是在睡觉。然而看守把背熟了的话说漏了嘴：“起来！收拾铺盖！”
我感到迷惑不解和遗憾，因为这是最宝贵的时间，我裹上了包脚布，穿上了靴子、军大衣，戴上了冬帽，抱起了公家的床垫，看守踢起脚跟，不断向我做手势叫我不要弄出响声，带着我通过卢宾卡四层楼的死寂的走廊，经过监楼长的桌旁，经过像镜面一样光滑的监室号牌和在监视孔上放下的橄榄色的小挡板，他给我打开了六十七号监室，我一进去，他立即就在我身后锁上了门。
虽然熄灯时间只过了一刻来钟，但受侦查人的睡眠时间是那么靠不住和那么少，所以六十七号监室的房客在我来到之前就已经在铁床上睡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外面。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各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监牢里，逐步发明了各种管束办法来补充旧狱规。二十年代初在这里蹲过的人还不知道有这种办法，那时灯光在夜里也是熄灭的，像人们过日子那样。但后来开始不灭灯，这是有逻辑根据的：为了在夜里的任何时刻都可看得见犯人（但如果每次检查时临时开灯，那就更糟）。让犯人把手放在被子外面似乎是为了使犯人不能在被子下掐死自己，从而逃脱公正的侦查。经过试验性的检查后发现，人在冬天总是想把手藏起来，好暖和些——于是这个办法便最后确定下来。
听到开门的声音，屋里的三个人都哆嗉了一下，刹那间抬起了头。他们也等待着提审。
这三个惊恐地抬起的头，这三张没有刮脸的、委顿不堪的、苍白的面孔，在我看来是多么有人性，多么可爱，以致我抱着床垫站在那里，幸福地微笑起来。他们也都露出了笑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已经遗忘了的表情呀！——一虽然总共才过了一个星期！
“从外面来？”——问我（这是对新来的人通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回答说：“不是。”（这是新来的人通常作的第一个回答）。
他们指的是，我一定是不久前才被捕，所以是从外面来的。我则经过了九十六小时的侦查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认为我是从“外面”来的，难道我还算不得一个经过考验的囚犯吗？……但我毕竟是从外面来的！于是，一个长着一双很生动的黑眉毛的、不留胡子的小老头当时就向我打听军事和政治新闻。真令人吃惊！——虽然已经是二月末了。但关于雅尔塔会议，关于东普鲁士的包抄，以及关于我军从一月中旬开始的华沙攻势，甚至关于盟军的十二月惨退，他们都一无所知。根据条令，受侦查人不应当知道外部世界的任何情况——所以他们也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愿意用半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些全告诉他们——我怀着那样的自豪感，好像一切胜利和包围都是我亲手干的事情。但是这时看守把我的床拿了进来，应当没有声响地把它放好。给我帮忙的是一个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小伙子，也是个军人：他的飞行员的制服和船形帽就挂在床栏杆上。他还在小老头以前就向我问过话，只是不是问战事，而是问有没有烟草。但是，不管我对我的新朋友们怎样敞开心胸，不管在几分钟内所说的话是多么少——我的这个同龄人及前线战友却使我感到有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于是我就对他立即并永远关上了门。
（我还不知道有“耳目”这个词，也不知道在每个监室里都应当有这种“耳目”，一般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好并说出来我不喜欢格奥尔吉·克拉马连科这个人——而我身上的精神继电器、探测继电器就已经发生了作用，于是我便对这个人永远关闭起来了。这种情形如果是绝无仅有的，我就不会去提它了。但是，我很快就怀着惊奇、兴奋和不安的心情感觉到，我身子里面的那个探测继电器的功能变成了我的固有的天性。岁月流逝，我同几千几百个人在一专板铺上躺过，在一个队列里走过，在一个小队里工作过，这个丝毫不是我创造出来的神秘的探测继电器总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发生作用，在一见到人的脸孔、眼睛，一听到最初的声音时就发生作用——它叫我向这个人敞开大门，或者只开一条缝，或者关得死死的。这总是那么准确无误，以致我开始觉得行动特派员们为安排眼线而费的工夫完全是瞎忙。因为谁充当了叛徒的角色，总会在脸上、声音里显出来，有的似乎假装得很巧妙——但不干净。反过来，探测器还帮助我识别出对什么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脑袋的隐情和秘密向他公开。我度过了八年的监禁，三年的流放，还有六年风险丝毫不小于前者的地下写作生涯，——在这十七年里我冒失地对好几十人开诚相见——却一次也没有失误！——这类事情我未见有人写过，在这里写出来仅供心理学爱好者们参考。我觉得，这样的精神装置在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都有，但是，我们这些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