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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工作。
还有叶尼塞斯克市。一九四八年，格·斯·米特罗维奇等一批人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递解站被送到这里。负责押送的中尉对囚犯们提出的问题给了很肯定的回答。“会有工作吗？”“会有！”“有住处吗？”“会有！”
押解士兵把囚犯交给警备司令部，自己轻松地回去了。而流放者却不得不钻到河边翻过来的小船底下或集市的敞棚下去睡觉。他们无法买到面包，因为面包按户口卡片配售，新来的人没有住处，落不了户；而要找到住处，则需要先付租金。米特罗维奇这时已成残废，他原先是个畜牧专家，所以他请求警备司令部按他的专业管他安排工作。警备司令向明情况后立即想出了一个主意，他马上挂电话给区地政局：
“喂，给我送瓶好酒来吧，我给你们分配去一个畜牧专家！”
在这里，“对怠工者要按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论处，重新送回劳改营！”这一条对任何流放者都不能成为威胁，谁也不怕。九五二年叶尼塞斯克发生了一件事：定期登记的日子到了，绝望的流放者们来登记时一致要求警备司令重新逮捕并把他们送回劳改营。这些成年人们在这里靠劳动养活不了自己！警备司令把他们驱散了；“内务部不是你们的职业介绍所！”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距坎斯克二百五十公里的塔谢耶沃更加荒凉。流放到这里的是日耳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刑满的囚犯。这里不是新开辟的，也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地点，它距离曾以制作镣铐闻名的罕达拉村不远。但有一点是新的：整个镇子全是土房，屋里全是土地。一九四九年押来一批第二次被判刑的人。火车是傍晚到达的。下车后把他们领到一所小学校里。晚间，一个委员会到学校来接收“劳动力”，有内务部区分局局长、林业公司代表和几个集体农庄主席在场。可是，站在委员会面前的都是在劳改营经过十年折磨的老弱病残，多数是妇女。噢，英明的政府就是把这些人从危险的城市送到这严酷的地区来开发原始森林的呀！来人一致拒绝接收这种“劳动力”。内务部只得强行分配。把一些最不中用的、干瘦得快死的人留给那个没有派代表来参加分配的盐厂（其实那个代表是来迟了）。盐厂位于马索尔加河上的特洛伊茨克村（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流放地，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就曾把一些旧教徒流放到这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里的制盐技术水平仍然是：马拉水车把卤水提到铁盘上，然后熬盐。烧柴从森林里取。新来的老太婆们就是去干这种活的。有一位知名的造船专家也被分配在这一批里，倒是给他安排了一个接近他的专业的工作：把盐打包装箱。
有一个叫科尼亚泽夫的六十岁的船工，科洛姆纳人，他已经不能工作，只好乞讨度日。遇到好人便让他在屋里睡一夜，通常是睡在大街上。残废收容所不收他，医院也不留他。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爬到党的，即工人阶级政党的区委会的台阶上，冻死在那里了。
把释放的囚犯从劳改营押送到泰加森林流放地时，囚犯确实不明白这种“释放”有什么意义。而且是怎样押送来的呢？是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坐着敞篷卡车，穿着释放时发的！日衣服和破旧的布鞋。押送士兵们则穿着短皮大衣和毡靴。在劳改营时，还有升了人的工棚可住，而这里住的却是代木工的土房，入冬以来就没有升过火。劳改营里有嗡嗡叫的油锯，这里也有。两处都是只有使用这种油锯才能挣到你的一份夹生面包。
因此，一九五三年，当林业公司副经理列博维奇来到叶尼塞河沿岸苏和布吉姆区的库泽耶沃时，新来的流放者们犯了一个错误。当健康、英俊、穿得干干净净的副经理到来时，流放者望着他那皮面大衣和养得又白又胖的面孔，一面行礼、一面说：
“您好！首长公民！”
而副经理却不以为然的摇着头说：
“不，不！为什么叫我‘公民’呢？咱们现在都是同志，你们已经不是囚犯了！”
副经理把流放者召集到唯一的一间土屋里，在瑟瑟抖动的小油灯的微弱光线下开始训话。他的话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在人们棺材上的钉子：
“你们在这里不要抱！临时态度，要作长久打算。你们确实是得永远住在这里。所以，你们应该尽快地投入工作！有家属的可以把家属接来，没有的应该在你们中间找人结婚，不要等待了。安排生活吧！生儿育女吧！也可以申请贷款盖房子，买奶牛。同志们，要投入工作，要开始劳动！国家需要我们提供木材！”
这位同志坐小汽车走了。
这里允许结婚，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优待。而据雷特茨回忆说，在科雷马河沿岸的荒僻的村落，例如在雅戈特诺耶村，虽然也有未被放回大陆的妇女，可是内务部不许人们结婚，因为结婚便需要给他们分配单独的住房。
但是，有时也可以说不允许结婚倒是一种照顾。因为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间北哈萨克斯坦某些地方的警备司令们是强迫流放者结婚的。他们为了把新来的人拴住，便向流放者提出条件：限令两周内结婚，否则就送往更偏僻的地区或草原地带！
有趣的是，许多流放地也使用“一般劳动”这个劳改营用词。因为这里的劳动和劳改营的劳动没有任何不同：同样疲惫不堪、有害健康、无法躲避、不干不行。不错，流放者如今已经是自由人了，劳动时间可以比劳改犯短些，但是到矿山或林场去的路上要花两小时，回来又要两小时，加起来也就等于劳改营的劳动时间标准了。
老工人别列佐夫斯基二十年代曾是工会运动的领袖，从一九三八年起被判十年流放，而在一九四九年又加判十年劳改营。我亲眼看见他领到劳改营的一份口粮时有多么高兴、多么感动。当时他亲吻着面包对我说：进了劳改营就好了，这里规定给面包吃，可在流放地你拿着钱到铺子里去，眼看着货架上放着大圆面包，可售货员硬是瞪着眼对你说；没有面包！同时却把面包秤给当地人。买烧柴也是这样。
一位彼得堡的老工人齐维尔科也谈到了类似情况。（到处都是冷冰冰的人！）他说，经过流放生活之后，他（一九五一年）进了特种苦役营倒觉得自己像个人了：这里只要干完你十二小时的活，就可以回到生活区去。在流放地则不然，任何一个自由人都有权支配你去无偿地替他干活（齐维尔科当时是会计），不管是晚上，还是星期天，叫你去替他个人做什么，你都得去。流放者是不敢拒绝的，否则第二天就会丢掉工作。
甚至那些当上“杂役”的流放者们日子也并不轻松。米特罗维奇后来被调到江布尔州的科克切列克去，让他在区农业科里专管畜牧。（他在那里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给他和另一位同志分配的住处是一间驴棚，没有窗户，里面全是驴粪。他们扫开驴粪，铺了些蒿草，就睡下了。）米特罗维奇在新工作岗位上决心诚实认真地工作。但他却立即触怒了一位自由人党员领导。区里的一位领导用两头小牛偷换了集体农庄的两头怀了初胎的母牛，并要求米特罗维奇把这两头两岁口的牛登记成四岁。米特罗维奇认真一检查，又发现农庄庄员放牧和饲养的好几群牲畜并不属于集体农庄，原来这些畜群是区委第一书记、区执委会主席。财政局长和警察局长私人的。（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就是这样机敏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告诉米特罗维奇：“这些你不必登记！”但他却都登记入账了。不仅如此，他还敢于抗议区执委会主席擅自取走一张羔羊皮的行为，表现了一个流放囚犯罕见的、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精神。但是，他为此被解雇了。（这还仅仅是他们之间的战争的开始。）
无论如何，区中心城市不能算是最坏的流放地。流放地的苦难最为深重的是那些连个自由村庄的影子都没有的、沾不到一点文明边的地方。
这个齐维尔科自一九三七年以后曾住在哈萨克斯坦州西部的“新生活”农庄，他谈到了那里的情况。在成批流放者到来之前，农业机器站政治部就已经教育当地居民提高警惕了：近几天就要押来一批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分子！当地居民吓得连盐也不敢借一点给流放者，生怕和人民敌人发生瓜葛！战争期间流放者没有粮食供应卡片。齐维尔科在农庄的铁匠坊里干了八个月才挣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