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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我和妻子还很年轻，当时还满怀着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因而也为生活感到十分不安。当我们要想表达这种内心的不安时，却又找不出什么比报纸上说的更聪明的话来。所以，我们和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在一起觉得很轻松：当时我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并没有觉察到相互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可是他们两个人很可能是怀着诧异的心情望着我们这两个初生的牛犊儿的。我们虽是刚刚度过三十年代，但却好像没有在三十年代生活过一样。他们问我们：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记忆？什么记忆？学院里的图书馆、考试、愉快的体育行军、文娱活动，嗯，当然啦，还有爱情，那正是谈恋爱的年龄嘛。那时候我们学院的教授没有人被抓进监狱吗？啊，对呀，好像是有两三个人被抓进去了。副教授接替了他们的职位。那么学生呢？没有被捕的吗？我们想起来了：对，有。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被抓走了。可这又怎么样呢？没关系，我们还照常跳舞。在你们的亲友中间呢？……嗯，……谁也没有被触动吗？是啊，谁也没有……
因为这太可怕了，所以我想一定要把这些都回忆起来。但实际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正因为我当时并不属于专搞体育活动和跳舞的一类年轻人，又不属于一头钻进自己的科学和公式里去的狂热者之类，所以这就显得更加可怕了。我自以为一直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的。刚刚十岁的时候，我这个黄口孺子就胆敢不相信维辛斯基了，我曾对当时的几次著名的法庭公审安排得那么妥帖表示过惊异。但是，并没有什么东西推动我继续思考下去，没有东西推动我把那几次小小的（当时曾显得声势浩大的）莫斯科公审同整个国土上滚动着的镇压的巨轮联系起来（牺牲在这个巨轮下的人数也好像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我的童年是在排队中度过的：排面包队、牛奶队、粮食队（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肉）。但是，我当时还不能把现象联系起来看，还认识不到缺乏粮食就意味着农村的破产，也不懂得这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有另外一种公式：这叫做“暂时的困难”。在我们那个大城市里，每天夜里都逮捕人，逮捕，又是逮捕，可是，我夜里是从来不到外面去的。白天呢，那些被抓走的人们的家属自然不会挂出黑旗来，而我那些同学们也决不会提起他们被捕的父亲。
从报纸上看，一切都完美无缺，朝气蓬勃。
何况年轻人本来就是愿意接受“一切都好”这种想法的。
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布罗涅维茨基夫妇要想对我们谈点什么，该有多么危险。但是他，这个曾经遭受过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最残酷的打击的老工程师，还是对我们多少吐露了一点点：他在监狱里失掉了健康，他不止一次被投入监狱，不止在一个劳改营里呆过。但他只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对我们谈了其中最早的一个杰兹卡兹甘劳改营，谈到被污染的有毒的水，有毒的空气，谈到大批屠杀，谈到多次递交莫斯科的申诉书都如石沉大海。甚至“杰兹…卡兹…甘”这个词，也像它的无情历史一样，一听到它，就像是有人用大锉刀在你身上用力地控似的。（可是，怎么样呢？这个杰兹卡兹甘是否多少改变了我和妻子对世界的看法呢？没有。当然没有。因为那不是发生在我们身旁的事，不是亲身经历呀。这是不能向任何人言传的。最省事的办法是不去想它。最轻松的是把它忘掉。）
当布罗涅维茨基已经解除监禁时，当时还很年轻的、他现在的妻子来到了杰兹卡兹甘。就在这里，在铁丝网的阴影下，他们结婚了。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来到了这个莫罗佐夫斯克市，当然，是带着有污点的公民证来的。布罗涅维茨基在某个小小的建筑事务所找了个工作，他妻子当了会计。
不久，我从莫罗佐夫斯克参了军，我的妻子也离开了那个小镇。接着，莫罗佐夫斯克镇落入德国人手中。后来它又被苏军收复了。记得我在前线时曾收到妻子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你会想到吗？听说在德国人占领莫罗佐夫斯克镇期间，布罗汉维茨基还当了伪镇长呢！真卑鄙！”我那时也很吃惊，心里也认为：“真卑鄙！”
但是，经过许多年之后，当我躺在某处监狱里的乌黑的铺板上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又记起了布罗涅维茨基。这时我就不再怀着从前那种孩子般轻率的心情谴责他了。他曾经被无理地剥夺了工作；后来给他的工作与他的能力极不相称；人们把他逮捕入狱，拷打他，折磨他，唾他的脸。他该怎么办呢？他还应该相信这一切都是进步的？相信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的亲戚朋友的生活以及全国人民的令人痛心的生活全都无所谓，是吗？
透过向我们投掷过来的一小团称为“个人迷信”的云雾，通过我们本身在其间起了变化的时间层次（光线通过许多层次时是会发生折射和辐射的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十年代和当时的自己，已经不是这些年代和我们自己原来的样子了。把斯大林神化。对一切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给予信任的，根本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党、共青团、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和那些知识分子代用品卿那些取代了被消灭和被遣散的知识分子的人们），再就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家里的有线转播喇叭是从早晨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门楼上的钟声开始，直到深夜的《国际歌》为止一直不关闭的。对这些人来说，广播员列维坦的声音已经变成他们的良心之声了。（我这里说的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因为还有不少人对于工业生产方面颁布的有关“二十分钟迟到”的命令以及把工人固定在工厂的作法，是并不拥护的。）但是，当时在城市中也还有少数人（其实也并不很少，总有几百万吧），他们，只要有胆量，也曾厌恶地拔出广播喇叭的插头，他们在每一份报纸的每一页上都只看到满纸的谎言。他们把投票选举日当成痛苦和受屈辱的日子。在这少数人看来，我们现在实行的专政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人民的专政，更不是苏维埃式的专政（因为有人还记得“苏维埃”这个词最初的正确含义），而只不过是共产党少数的掠夺性专政，而且带有极粗野的性质。
人类几乎不会不带情绪地、不带感情地认识问题。人一旦看出某个东西不好，他几乎不可能强迫自己同时看到它好的一面。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并不尽是使人难堪的丑恶东西，报纸上的话也并非每个字都是谎言。但是，这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到处受到捕捉的、被告密者包围着的少数人，如今却把整个国家的生活看作十足的丑恶，把报纸上的各栏从头到尾部看成谎言了。还要提醒一下，当时西方电台还没有俄语广播（而且，当时收音机的数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居民们的唯一消息来源只有我们的报纸和官方广播。布罗汉维茨基夫妇和类似他们的人们正是把这些看成了难以摆脱的、无尽无休的谎言，或者是懦怯的隐瞒。当时我们的报纸关于国外所报道的一切，不论是关于一九三0年西方世界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毁灭的报道，还是关于西方社会党人的背叛行径，关于整个西班牙一致奋起反抗佛朗哥政权的报道（一九四二年则报道说：尼赫鲁要求印度独立是他的背叛意图的表现，因为据说印度独立便会削弱我们当时的盟国大英帝国）——原来也都是谎言。按照“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这个公式进行的极端可憎的宣传，甚至从来都不想区别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的立场和尼古拉二世的立场，不想区分是列昂·布吕姆还是希特勒，是英国国会还是德国（一九三三年前的）国会。既然如此，那么，当报纸上宣传德国广场上焚书的火堆在燃烧，说古条顿族的某种兽行又已复活的时候（不要忘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的宣传就编造过许多关干条顿人兽行的故事了），为什么布罗涅维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