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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能找姥姥，也不能找安东，于是我决定自己来保卫我们的家，同时保卫自己的安宁，自己内心的无忧无虑。这种无忧无虑在我的心目中顿时显得从未有过的珍贵。我虽然毫无作为，但我决心要保卫那使我与众不同并使我感到自豪的唯一的东西，即我们家的模范称号。
那个女人在信里写着，她六点左右下班。于是我就在这个时间按照写在信封下方的那个地址去找她，地址上面用绿墨水画着一条横线。
我乘了两站公共汽车，步行了一小段路程，在一幢黄色的两层楼房旁边停了下来。这幢房子的窗户上端装饰着一些过于华丽的雕塑图案，上面带有许多很粗的裂痕，就像上了年岁的人面部的血管一样。在这种老房子的墙上，仿佛旧衣服上打着块新补丁，往往镶嵌着一些亮闪闪的大理石的或金色的纪念牌，牌上写着：某某的故居，某某曾在此逗留，某某在此处诞生，某某在此处逝世。可是在这幢房子的墙上，却没有牌子，尽管自然也曾有过不少各式各样的人在这里诞生、逝世，在这里生活过。
我久久地打量着这幢褪了色的黄色建筑物，因为我冷不丁有些胆怯起来。我也全然不清楚要对那个女人说些什么。我突然对一切都产生了兴趣……我仔细看着窗棂间沾满灰尘的脏棉花，上面稀稀落落地缀着一些圆形的彩纸屑。它们想必是在新年之夜从房间里飞落到那儿的。我什么都注意到了，注意到了挂在气窗外的油透了的纸包，也注意到了吊在窗户上方的小冰溜儿，它们也像是窗上的饰物，只不过是新装上的、晶莹透明的罢了。我说些什么好呢？我怎么开口呢？
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那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彩色照片。照片长年挂在我们厨房里一位单身女邻居的小桌上方，上面是一个穿着游泳衣、拄着船桨的美女，她向我们那个单元的全体住户发出号召：“夏季请到河上旅行！”其实，那个单身女邻居从来不去江河旅行，不知她为什么要剪下和挂上这张照片。
爸爸走进厨房的时候，经常站在这个穿着游泳衣的美人儿旁边说：“她讲得完全对，在水上休息是再合理不过的了！”爸爸同意照片上那个女人的看法，这使我很生气。我把她同妈妈相比，心里感到很不痛快：这个拄着船桨的女人，虽然晒得也是那么黝黑，牙齿也是那么雪白，眼睛也是那么快活，可她还是比妈妈漂亮。因此我总想法贬低这个美女：“这号人我可知道！她们穿着游泳衣，但不会游泳。她们手里拿着桨，可是不会划船！她们拿着网球拍摇来晃去，可一辈子也没打过一次网球……”
我犹豫不决地在这座黄色的旧楼旁边徘徊，心里想象着，我怎样登上楼梯，怎样按七号住宅（它大概是在二楼）的门铃，怎样听到门后传来轻轻的、毫无猜疑的脚步声，我又怎样装出一副高傲的神气，一边把信递给她，一边问道：“这是您写的吗？”她会小声地回答：“是呀。”我说：“有人要我还给您！……”说完我就走开。
但我又想，用不着这么快走开。也许，我正面临着一场战斗呢？
假如给我开门的是在我们厨房里挨烟熏的那么一位美人儿，又怎么办呢？假如她比妈妈还要漂亮，那又怎么办呢？当然罗，她不会像妈妈那样又会滑雪又会游泳；也不会设计那些正在远离我们城市的某些地方兴建起来的工厂……而且当然罗，无论谁也不会像赞赏妈妈那样来赞赏她！我要把有关妈妈的一切都告诉她，让她不敢去跟妈妈比试高低。
我下定决心，怀着满腔愤怒向二楼跑去。我把那封信捧在胸前……当我和孩子们不经意地用足球踢碎了同楼住户的玻璃时，人家跑来向我们的父母告状，也总是这样郑重其事地把足球抱在胸前的，因为它是主要的罪证。
在七号住宅的门口挂着的住户名单上写着：“尼·叶麦梁诺娃——三声门铃。”尼·叶麦梁诺娃？怎么会是这样奇怪的巧合？也许，她正是爸爸的一个亲戚？比方说，是堂姊妹？可我对她却一无所知……别人也忘了把她告诉我——这又有什么呢？也许，她既没有父母，又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所以我的父亲才是她最亲近的人？这完全可能。当然，事情就是这样！
我的火气一下子就消失了，就像那个足球突然哧的一声跑了气似的。我马上低下头，安稳下来。我把信也藏进了衣袋，但过一会儿我又把它抽了出来。我想起了，这个女人是遭到了不幸的。真奇怪，这一整天我居然一次也没想起这封信中那几句最主要的话，整个这封信正是为了这几句话才写的：“谢廖沙，目前我的心绪很坏。比三月里的那个日子还要糟……我遇到了不幸。”
三月里的那个日子又是怎么回事呢？大概那一天有谁死了吧？或者她那一天考试考砸了，而现在又有个什么人死了……因为她写道，现在她感到更为沉重。
那我是来干什么的呢？简单告诉她一声爸爸不在城里就行了，让她别等了。
我又把信藏起来，按了一下门铃。门后传来了迅速而急促的脚步声，差不多是跑到门边来的。
这是盼望已久的三声门铃，可是等待的自然并不是我。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走廊和楼梯都是半明半暗的。
“孩子，你找谁？”她停了一会儿才问道，似乎是想抑制住她的失望。她的样子疲乏不堪，很难叫人相信，刚才在过道里奔跑的会是她。
“我找叶麦梁诺娃……”
“你是从舒里克那儿来的吗？！”那个女人叫道。但是她叫得刚刚能够听见，像是在自言自语。她担心会失望，但又怀着希望，用非常非常轻微的声音重复了一遍：“你是从舒里克那儿来的吗？”
“不……我是为了别的事……”
4
我一走进房间就吓了一跳，简直呆住了，因为我看见了爸爸的照片……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他不是用自己平日那种平静的或充满自信而又乐观的眼光，而是用惘然若失的，仿佛向谁求援似的自光看着我。他的头发也不是整齐地往后梳着（有时他早晨还在头上箍着发网，为的是不让一根头发翘起来），——不，他的头发乱七八糟地纠在一起，在前额和耳朵上耷拉着，我觉得他的耳朵非常大，这大概是由于他的脸又瘦又小的缘故。他的两颊甚至显出两个很浅的酒窝，这也是我过去从没发现的。
他身上穿的也完全叫人认不出来……既不是浅蓝色的绒线运动衣（父亲有一次曾向我说明：“是纯毛的！”），也不是那件厚实的，深色底子上带着一些稀稀疏疏，隐约可见的白条的西服，而是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斜领衬衫，领口上的几颗扣子也没扣上。衬衫上尽是一条条褶纹，因为爸爸穿着它太肥了。
321
我过去从没发现，爸爸的脖子细得这么可怜。
在另一张照片上，我看见爸爸穿着一件也过于肥大的工作制服，在剃光的脑袋上戴着一顶缀着红星的船形帽。他的目光是凄惶而痛苦的。
“这是我四一年从前线收到的。那时的情况很不妙……”那个女人突然说道。
她的声音十分柔和，听着使人感到安慰，就像有一次我住院时听到的那些大夫和护士的声音一样。
当这些大夫和护士讲“沉重”、“不好”这些词的时候，他们仿佛知道，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变得轻松，都会好起来的。他们说起这些忧伤的字眼儿来，没有一点儿绝望的意味。
叶麦梁诺娃显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这样久久地、两眼直勾勾地注视着墙上的照片。但她没有问我。
于是我告诉她：
“这是我父亲。”
她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默默地，很注意地看着我的脸，像有近视眼的人一样。他们那种坦率的、仔细察看的目光，一点也不使人觉着不懂分寸或没有礼貌。
这时我也把她看清楚了。她的确是近视眼，即使她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我看是男人戴的眼镜，也对她帮助不大——她还是把眼睛眯缝着。她的面庞苍白而憔悴，因此很难断定她究竟有多大年纪，但她身上似乎有个什么东西仍旧使她显得很年轻。后来我才明白，这东西就是她那条又粗又黑、像皇冠一样紧紧地盘在头上的辫子。
每当爸爸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或同事们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
“儿子跟爸爸长得一样！真像。像极了！……简直没法再像了！”
如此等等。可是实际上，我是像姥姥，像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