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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争取“人”的价格，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这种极端残忍、灭绝人性的封建习俗！所以“即使并无敌人”，没有殖民者、奴隶主形式上的统治，在精神上、内心里，他们仍然是“狭的笼”中的最下流、最可鄙的奴隶！
由此，我不禁想起八十年代初见到的一幅漫画，似乎题为：解放后的知识分子。画的是一个蜷缩成一团的知识分子，看来原来是被囚于罐中的，如今罐虽已被打碎，他却仍然保持着囚禁在罐中的姿态。这幅画很有名，一九九四年冬天我去参观黄胄先生主办的炎黄艺术馆时，又曾见此画作为藏品陈列，令我长久伫立画前，想得很多很多。一九九七年秋天，参观裘沙、王伟君夫妇的《鲁迅之世界》画展，还想再看一看这幅漫画，但是寻及炎黄艺术馆各厅都没见到，不禁怅然。然而，看了裘沙的画，又有所弥补，因为《鲁迅之世界》表现了鲁迅思想的真谛——反对奴隶性，与同是反对奴性的那幅漫画是一脉相承的。裘沙画中有这样一幅：题为“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一个有些像阿Q的人，面颊上烙着一记血手印，是刚挨过耳光的，却闭着眼睛怡然自乐，像是“看见一切圆满”。这个“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的人，与那位罐碎后仍然蜷缩一团的知识分子，以至于“狭的笼”中的“下流的奴隶”，实质上属于同一个精神体系——由奴隶的思维模式、心理模具压锻、腌制出的“奴在心者”型号。这种型号的精神奴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的。八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每遇阻碍和挫折时，就必有人出来哀号“今不如昔”，叹惜今天的青年人如何不及自己当年那般安分守己、自足自乐，甚至于企盼再发起一场思想改造运动或“革命大批判”之类的浪潮，将持异端邪说的后生小子冲刷一番。然而，他们似乎忘记了、或者是压根就没有醒悟过自己在过去年代一次又一次思想改造运动和“革命大批判”中，精神是如何被一步步奴化，从灵魂到思维和心理是如何在奴化模具下压锻、腌制的，自己已成为了“奴在心者”，成为了精神上横遭阉割的“宦官”，成为了“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内心充满瞒和骗的阿Q，成为了罐碎后仍然蜷缩一团、仍然向往罐中生活的那位知识分子，成为了“狭的笼”中的“下流的奴隶”！因为精神上的阉割，其残忍程度，其对人类进化所造成的深广危害，实在不亚于“撒提”的自焚！
写到这里，我就不能不再次重温巴金引述过的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再次重温巴金的自我感觉：“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随想录69·十年一梦》有了这种奴隶感和非人感，恰恰是悟己为奴、争取“人”的价格的开始，可怕的是永远自我感觉良好，不但“不悟自己之为奴”，还要“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甚至傲然地拿着鞭子乱抽着做苦工的奴隶，恨不能咬死悟己为奴的同类，这就真成了鲁迅所深深憎恶的“万劫不复的奴才”、“工头”、“奴隶总管”了！
为什么身为知识分子，反而不易于挣脱奴隶哲学的精神枷锁呢？究其原因，就不仅须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而且须追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性。这就须谈谈——
其三：美谛克。
美谛克是鲁迅所译前苏联小说《毁灭》中的一个知识分子。鲁迅在《〈毁灭〉后记》里着力分析了这个形象：“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对于外来的知识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学生美谛克了。他反对毒死病人，而并无更好的计谋，反对劫粮，而仍吃劫来的猪肉（因为肚子饿）。他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也觉得自己不行，而别人却更不行。于是这不行的他，也就成为高尚，成为孤独了。”又在《〈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中说：“他对于巴克拉诺夫的未受教育的好处的见解，我以为是正确的，但这种复杂的意思，非身受了旧式的坏教育便不会知道的经验，巴克拉诺夫也当然无从领悟。”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之所以常作无谓挣扎、却又不易于挣脱奴隶哲学的精神枷锁，其原因在于“身受了旧式的坏教育”。
鲁迅不仅对中国的封建教育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奴化的私塾教育“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而且对西方的教育制度也不完全苟同，认为按照英国模式建立的香港大学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并形象地说明奴隶式教育的实质就是脱离最基本的实践标准，缺乏最起码的独立思考精神：“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如果诸葛亮出来说明，道是‘吃食不过要发生温热，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也有温热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计算的。”（《通信（复魏猛克）》）连肚子饿了应该吃食这个最起码的实践问题，也要盲从名人或教条的巧辩，正是“旧式的坏教育”的形象化的表现，美谛克恰恰是这种“坏教育”的受害者，持有种种高妙的理想与理论，面对最实际的问题却毫无办法。他受过教育，而心智却被畸型化，严重脱离基本实践了。巴克拉诺夫未受教育，缺乏知识，但是保持着常人的理智，对最基本的实践问题能做出本能的正常反应，肚子饿了就知道须吃食，不会先进行一番理论上的诡辩，这正是“未受教育的好处”。而“身受了旧式的坏教育”毒害的知识分子，则常作理论上的无谓挣扎，却又不易于挣脱奴隶哲学的精神枷锁，从“狭的笼”中飞脱出来。这的确是非身受其害便不会知道、无从领悟的经验。
美谛克式的人物，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不仅战争时期有，而且当今时代也屡屡亮相。这类人，的确很像美谛克：“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实——朝鲜人的猪肉——为什么呢，因为他饿着！”用现代语汇描摹，则是既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实惠，又终日牢骚满腹、意见成堆，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评头品足，这也看不惯，那也不满意，但是如果问他应该怎么办？他却无法可想，什么办法也拿不出来。倘若这类人有一天真上了台，则肯定会把事情搞得更加糟糕。
我在《悟性与奴性》引言四、“‘钱氏冷汗’的启悟”中说：钱理群“深入到了内在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感情、文化心理、审美情趣……中去——语言改变了，名词翻新了，理论时髦了，批判对象更换了，然而剥去新颖的外表，研究其精神实质，其认知逻辑，其学术规范，却仍是旧货。”这种思维方式、认知逻辑、学术规范上的被奴化、被阉割、被扭曲，是最深层的，实质性的。倘若精神实质不解放，不独立，不从潜隐的奴隶牢笼中解脱，即便形式上、表层中的枷锁打碎了，并无敌人和专制者，也仍然会出“金扁担”之类的笑话，会“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仍然是“狭的笼”中的“下流的奴隶”，或者是“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的美谛克……
洛克说过：“所谓人格，就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一种东西。”中国知识分子要实现整体性的人格独立，就须从内功做起，在思维方式、认知逻辑、学术规范等深层次中实现“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不再去盲目、浮浅地追随任何西方的或东方的时髦的思潮，而站在人类精神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全人类乃至宇宙智慧生物的眼光与创造性的思维，为解决当今人类的精神困境亮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写出真正独立、系统的著作。
该说话时就说话
？ 陈家琪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声势搞得很大，加上这本书基本上家喻户晓，先前也播放过部分章节的电视剧，所以大家倒真想看看它到底会拍成什么样子。
多了一分期待，也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