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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男女佣人之防
我一点也记不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小妹丈夫」过敏症，也搞不清为什么变得如此道学。这种「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我不消：…当茂林同女佣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竟在旁边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我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他大声申斥一番。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卷入王克敏的政争
爸爸的禁烟局局长位置，后来卷入政治纷争里。原来日本华谷（？）中将很跋扈，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脑筋就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三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一九四０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事实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老资格，也有个性，对日本鬼子并不唯命是从，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而首当其冲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当然也与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
日本宪兵来了
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搭上自太原回北平的火车，车开到榆次，上来两个日本宪兵，同爸爸说了几句，就把我们带下车了。走在又黑又泥泞的路上，日本宪兵轮流抱着我，很久以后，到了日本宪兵队，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来，看到的是一间旧式的平房，中间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妈妈和我被释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日本鬼子的刑求
华谷中将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俞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爸爸。信科长长得人高马大，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来整他；俞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攀爸爸，所以爸爸没吃苦头。他被关了半年多，最后无罪开释。
日本牢
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个六个多月，他挨过一个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最后他回北平时，戴的是个东洋烂表。
无罪释放
爸爸最后无罪释放，王克敏对爸爸的清白极为欣慰。他把爸爸请去，把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爸爸，但是爸爸决心不干、决心脱离官场、决心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
研究土地问题
爸爸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有关土地问题的书，做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走回老家
抗战胜利后，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所以不得不做一点准备，他决定在清白没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于是他就只身先回东北老家。那时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东北去，结果走到山海关，就被共产党给挡住，只好折回来。后来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吴焕章仗义
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我对他一直有所误会，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这封秘件如下：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
径启者：
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做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做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函达，敬希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 吴焕章
查李季恒字玑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为李同志在敌后工作便利起见，故未用其本名委派。此一抄件，确为本人专函中央调查统计局郭副局长紫峻之原稿，特予证明。
吴焕章
吴焕章仗义执言，给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这封秘件，最后使爸爸在抗战胜利之后，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爸爸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爱国者的悲剧
爸爸的故事画出了一幅谑画，就是，做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着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不被用「汉奸」办你，就是祖上积德了。爸爸的一生，痛苦的得到这一教训，永矢弗谖。因此，在日本走了、共产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原因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做「汉奸」，他做怕了；国民党不再说他是「汉奸」，他就民众永远与国民党在一起了！爸爸的故事是国民党统治下一个党外人士爱国者的故事，它凄婉动人、它含冤难诉，在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