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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后十三天（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文学院走廊上与殷海光老师谈话，正巧姚从吾老师走过。殷海光老师叫住他，指着我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老师立刻答道：「你们两个都是奇才！」不幸，殷「奇才」在六年后病倒了。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去医院看殷海光老师，碰到姚从吾老师也来探病。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当晚他写了一信给我，那是我收到他最后一封信：
敖之兄：
许久未见了，今晚在医院殷先生处会面，甚以为慰。弟研究室旧有周密的「齐东野语」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不知兄用过此本否？他是南港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藏书，现在追索。若能帮同一找，感德无量。 又，近印出「余玠评传」一本，谨奉上，请多多指教！（将来印书时，当即吾弟大作收作附录，请允诺！）
祝近好！
弟姚从吾上
五六、四月廿七日灯下。
姚从吾老师说要把我的「大作」收作附录，指的就是「余玠人格品质的分析」，这篇文章是我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写成的，是我在他课堂上的一篇报告。姚从吾老师在生命晚年，犹不忘记我的「学术著作」，他对我的期许之殷，真可说不易其志了！
从「从吾所好」到「从敖所好」
一九七０年一月里，彭明敏在全天候被国民党软禁下，神秘偷渡到瑞典，并取得政治庇护。消息传来，国民党立刻把我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我紧迫盯人起来。这一紧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由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了我十四个月，直到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被捕为止。 在我被软禁期间，我跟素少来往的师友更无来往了，只因我的小情人小蕾家住吴相湘老师对门，吴相湘老师传过一两次话，表示关切。这年四月十五日，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白首穷经，忽然坐化，以七十六岁之年，死在书桌之上。消息传出，我自有隐恸。公祭前夕，吴相湘老师转告我弟弟，建议我化装去偷偷行个礼。我没有接受这一建议，我没有去。我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用世俗方式，来表达我和姚从吾老师的一番交情呢？
姚从吾老师有一方图章，上刻篆文「从吾所好」。「论语」上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大家都以为姚从吾老师好读书、好学问、好史学方法、好辽金元史。……但是，对我说来，我却相信在这些以外，他别有一小好，那就是他一直对他一个学生的「一往情深」。也许真的原因，只是他自己「霸才无主始怜君」的一种投射，李敖的霸才真的吸引了他，把他搞得昏头转向，从「从吾所好」转变到「从敖所好」，以当仁不让始，以欲罢不能终，这一生死师徒之情，也真可说是士林佳话了！
陶希圣露出真面目
回想与姚从吾老师漫长的一段生死师徒之情，它的基线，是我坚守原则，决心要做我该做的事。姚从吾老师试图影响我，希望我做逃避现实的学者，但他失败了。这里面除了我做他学生、做他助理，还穿插了文献会与中央研究院的事，也都在这一基线上发展。 我在文献会被请出门、中央研究院不准进门，接连的事件，使我深刻感到：原来一个人坚守原则，不入国民党；坚守原则，跟国民党打官司；坚守原则，我手写我口、决心做党外，到头来会混得没有职业，混得已到手的职业会失去、没到手的职业会泡汤。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啊这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岂不都是求仁得仁的必然结果吗？
最有趣的，陶希圣在拉我加入国民党不成，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闹愈凶的时候，终于对我反目相向，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写短论批我。他先写了一篇「保全台大的名誉」（一九六四年九月二日），其中说台大有好学生，「但是不肖的学生亦间有之。如某杂志最近几个月，连续刊载某毕业生诬蔑台大的文章，叛师毁友，极尽其架空造谣刻薄恶毒之能事。台大在校师生以及海外师友看见此种文章，至少感觉其为母校之羞，无可容忍。」「中国人一向有不入官府，不打官司的风尚。我们亦不愿鼓励任何人打官司。但是我们认为台大对于这种玷辱校誉的事情，应该依法追诉，无所用其姑息。」四天以后（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他又写了一篇「谤书」，其中说：「市场上出现一部书，名为『胡适评传』。这本书只出了
第一册。就这一册来说，表面上是赞扬胡适之，而实际上从胡适之的上代，到他的本人，处处都是轻薄、鄙笑、讽刺，使读者不忍卒读。这样一部书，若是如此一册一册出版，而无人提出异议，可以说是士林之耻。我们今日愿以这篇短文，表示异议。」我对陶希圣站在党报立场攻击我，丝毫不感惊异，因为那是我不跟他们合作、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必然发展。只是在时机上，倒别有个人原因。那时陶希圣要
把他儿子陶晋生媳妇鲍家麟双双送入台大历史系教书，故向文学院长沈刚伯表态，而沈刚伯正是被我批评的焦点；另一方面，陶希圣要抢北大在台湾的龙头地位，因而貌似拥胡，并在后来支持胡夫人江冬秀朝文星打官司。凡此种种行径，对陶希圣这种人说来，其实都是最拿手的事。最好笑的是，无耻的他居然还谈什么是「士林之耻」，他真是太妙了！
但是，我成功了！
不过，有一点为陶希圣所不知的是，在他把我请走以后，国民党中有高于他的两派人马，曾经不同程度的秘密拉我合作。一派是陈诚，一派是蒋经国。先是陈诚约我长谈，我谢绝合作；后来是李焕请我吃饭，安排与蒋经国见面，我也谢绝了。这都是一九六四的事。我知道我这种「不识抬举」要冒什么险，但我就是不要同国民党合作。陈诚在一九六五年死去，这一年「文星」被封，并遭到胡秋原等人以外，情治背景的国民党的加入批斗。其中最明显的一人，就是现正与林正杰打得火热的侯立朝。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林正杰的「前进」上透露，侯立朝告诉他们，「他曾是『蒋经国的打手』，说他当年亲奉蒋经国之命，对文星集团开火。」我真「感谢」林正杰现在背离党外，大力批我，由于这种串连国民党情治人员批李敖的联合作业，我才得知了这么奇妙的真相。国民党巨头真是深通李敖者，不合作，就斗倒，李敖是绝不能放过的！
中国最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陶渊明，在鄙弃当道、返回田园时写诗，有句是：
道狭草木长，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姚从吾老师希望我做学者、陶希圣希望我做打手、陈诚希望我做「师爷」、蒋经国希望我做「少保」，我希望我做我自己。最后，我成功了！「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我付了无数的代价，但我无违素愿，我毕竟成功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午
1。方豪「我所认识的姚从吾先生」说：「他好象常有许多话要对我说，但真到了可以谈的时候，他又停住不说。」为什么？因为姚从吾老师拙于口才，说话常常词不达意，所以总是欲说还休了。他的意思，只好留着你去猜。 2。札奇斯钦「追忆姚从吾先生」中，回忆一九三四年姚从吾老师回国在北大开课时的造型如下：「今天我犹能清晰的记得第一眼看到姚师当时的印象。他是一位中等身材，前额略有点秃发，年将四十的中年学人。穿的是一套浅绛紫色双排扣子非常合身、摩登而笔挺的西装。但是他那木讷的表情，迟缓而不流利的词句，和满口河南的腔调，都与他的穿著极不调和。」「晚年的穿著，与刚从德国回来之时大有天壤之别，所穿的西装都是肥大而落伍的样式，领带更不必提。但是他的身体除多少胖了一点，头发完全变白之外，腰杆儿还是挺挺的，健康一如往昔。」 3。姚从吾老师请人吃饭，常去新生南路三段的「老爷饭店」。
4。那时「文星」每月出版，比版权页上的日期要早，所以二月一日的「文星」，在一月底就可以看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