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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同学：
旧历年节，习俗相沿，恐亦有种种用项。兹奉上积存新台币一千元，聊供需要。在陶先生处工作尚未正式发表之前，区区之数，尚望节用，以免陷于困境。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努力考试留学，期为国用。专此即问
近好
从吾手启
五十一年元月二十九日下午
再一者兄应善用才智，志于大者远者，切勿沾染骂人恶习，尤忌常作辩难文章。像近日一二野鸡学人，下流乱骂，连村妇都不如，自当以为戒！钱宾四先生近来专心办新亚，理应加以尊重。各行其是，不应无端招骂。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尚祈三思！顾某亦不值得一提；提了他不反是替他做宣传了么？凡此均恳专予考虑为要！又及4。
「并藉此研究民国史」
两天以后，姚从吾老师转来陶希圣的信。原信如下：
从吾
相湘学兄赐鉴：
兹拟请李敖同学参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事务工作按月津贴新台币一千元敬请执事通知李同学自二月份起来会工作为荷专此敬颂
春绥
弟陶希圣 启五十一年元月三十一日
姚从吾老师在陶希圣信上加注：「李敖同学：顷接吴先生通知，敬转上，希即前往该会接洽为感！姚从吾元月三十一日晚。」并另给我一信：
李敖同学：
今天下午寄一信，谅收。这是早些时日的安排，您正需要，敬请千万不要客气。因为新工作做津贴是不会实时发放的。
开国文献会的工作从二月开始，甚慰。这是要感谢吴相湘先生的。他说要通知您，现在再将陶先生的来信附上，以便前往接洽。我希望您能静静的考虑考虑，集中全力干一下子；并籍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同时对于英文也望继续努力，期能自由运用。如此一两年后，民国史有了底子，且可考取留学。这对于您应当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兄要善用才智，把握住这个机会，先在民国史的研究中有些卓越的表现，将来成功是可以预卜的。
宋会要稿、宋史目下不用时，尚望便中送还。研究室桌子上的书，也应当清理一下子，使各归原位。您还是我们研究室中的基本分子，盼望随时赐予启导与辅助。专此致念，并祝
春节中一切如意！可否回台中省亲小住？
弟姚从吾手启
五十一年元月卅一日晚
同一天，我也收到吴相湘老师的信，全文如下：
敖之同学：
顷接陶先生来信已将弟工作安排，每月津贴一千元，自二月一日起开始，望即于明日前往仁爱路二段九巷二十七号该文献会为要。从此安心工作，切忌多言，得来亦不易也。专颂
进步
吴相湘
一月卅一日
此为赠弟最佳年礼。
明上午去如陶先生不在会，找熊守晖先看高荫祖先生，再约定时间。
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
我二月一日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同一天，这篇文章里已点名攻击到陶希圣5。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个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视，这种重视，是从「文星」第四十九期起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贯延续。姚从吾老师信中嘱咐我「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吴相湘老师信中嘱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们的先见之明。他们劝我「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从此安心工作」，显然期许我仍旧去走做学问的路，不要乱写文章。他们把我安排在陶希圣那里，目的都在希望那个职务使我得以餬口，并且「藉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
事后回想起来，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似乎都太天真了一点。其实他们不了解陶希圣，也不了解我。不了解陶希圣的是：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把李敖暂时「寄存」在你陶希圣那儿，李敖毕竟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学生，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陶希圣慧眼识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为己有、拉为国民党所有之理？不了解我的是：他们以为我会与陶希圣勉强相处，殊不知我才不这样想呢！
我一去文献会，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被陶希圣拉我6。陶希圣对我果然备极礼遇。那时他正搬了新居，把旧宅留做文献会工作人员宿舍，指定我住他的卧室那一间，可是我一直没去住。他见我不去住，乃在文献会楼上隔出三间房，由我住一间。因为与办公厅在一起，比较单纯，我就把新店狮头路租的房子（每月二百元）转给陈鼓应，迁回台北。住进去后，罗家伦、陶希圣上楼来看我，并且参观我这间卧室，看到墙上我挂的Playboy的大幅裸体女人，两人的有趣表情我至今难忘。（我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日记上写：「上午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了一声，罗哈了一声，真是哼哈二将。」）
开国文献会
蒋君章在「伤逝集」中有一篇纪念罗家伦的文章「悼念罗志希先生」，回忆说：
五十年开国文献的编纂，一方面为纪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另一方面却含有提供正确的革命建国史料，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者，得到中国革命建国的原始资料，作为他们研究参考的根据。……
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执政党的决策，得到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持，其预算初时列在国史馆的预算中，后来改列在教育部的预算中，陶希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罗志希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两位先生看得起我，要我担任总编辑的职务，会中专任人员只有三数人，其余都是兼职。而在编辑方面除国史馆和党史会的工作同仁协助一部分外，两位先生有意栽培后进，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委员会成立之初，大约是在中华民国五十年的四月，在仁爱路与杭州南路之交，租有办公室，在楼上办公之最初，我还不知道我所任的职务是什么？
蒋君章的书是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我直到这书出版后五年，才在地摊上看到；直到看到后，我才弄清当年一些我所不知的真相。例如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执政党的决策」、我一直以为它的预算只来自国史馆、我一直以为罗家伦是主任委员（罗家伦在北大是陶希圣的学长）、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蒋君章的助理。事实上，我今天的感觉只是陶希圣想自立衙门而已，表面上托之于「执政党的决策」、「国史馆的预算中」，骨子里却是建立陶家班。蒋君章说「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这话有语病。我去文献会，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它全不是，后来龚忠武、张国兴来，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张俊宏是在我走后很久，才进文献会餬口）。会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圣的同乡、亲戚居多。湖北人之天下也。我到文献会之初，从没见过蒋君章，整天也无所事事，上班时间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围成一桌开饭，互开玩笑，倒也自在。会中由高荫祖做执行秘书，高荫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专员，编有「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为人笃厚，对我极为倾倒，常找我聊天，陶希圣也常找我聊天。聊天中有时话中有话，我总是装胡涂。我知道他们想拉我入国民党，我打定主意不干，所以除了装
胡涂，也别无好法子。
胡秋原有「幻想的被迫害症」
从我进文献会起，我就没听过姚从吾老师的嘱咐，停写「辩难文章」，我给「文星」写文章，一直不断。「文星」第五十三期（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上就发表了「胡适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