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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什么自豪的意思，摸索了这么多年，我毕竟发现我愈来愈渺小，而且糟糕的是，我又自甘于渺小，自知我不能不渺小，我用我那渺小的眼睛望着「高楼」，在我那渺小的头脑里，我是多么不愿浮现出陈子昂那首登幽州台歌呵！
李 敖敬上
五十、十一、二五傍晚。
「我像水面上的浮萍」
十二月十三日，我又有长信：
从吾老师：
东亚奖学金我没有申请，为的是系中只有四个名额，四位千金一申请，我的成绩单就拿不出了。不根据成绩单来衡量我的「成绩」，那恐怕是几十年以后的事。 跟兢兢业业的女人争这几百块钱，又何苦来？
我决心去教书，用真正的汗珠来换取我应得的酬报。也许那些钞票才是真
正属于我的。
我想起一件往事：今年二月我刚就任助理事的时候，本来是可以从去年十一月起薪的，可是您为了不让青年人领干薪，宁愿晋生和我每人少拿一期（三千元），您从未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表面没说话，可是我心里很佩服您这种做法。
考取研究所前，我每月拿一千元助理费，我时常想，我的工作成绩值这一千元吗？拿这一千元我不惭愧吗？我的努力与一千元相当吗？我是一个领干薪的人吗？ 坦白说，我无法正面面对这些问题。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3。
如果这个标准达不到，我们不能苛求他的治学成绩。「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余字太重要了，余就是不朝不保夕，不寅支卯粮，不欠一屁股债。
乍看我穿的衣服，我花钱的豪气，我乡居的舒适，没有人相信我是一个节俭的人。如同没有人相信我对生活标准的看法一样。
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精神已经痛苦太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
房中有另外一个人，就看不了书，这是徐高阮的坏毛病，糟糕的是，我也有。
如果有人用租房理由来说我不能吃苦，而归咎于我闹穷的原因，我一定俯首无言。
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东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汨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画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我的个性也不适合做学人的材料，我好对偏锋、我不扎实、我没耐心、我不满现状，我在各方面都没有根，我像水面上的浮萍。
像是一朵小蓓蕾，花匠辛辛苦苦培植它，为了使它有朝一日开花结果，达到赏心悦目的目的，花匠绝没想到这朵小蓓蕾竟会桀骜不驯地乱开一气，于是花匠灰心了，一任它去自毁、去夭折。也许相当的时日过后，花匠会发现，小蓓蕾的根性虽然顽劣，可是那坏泥土也有问题。于是他用痛苦的笔调，写一篇「伤仲永」，为那早凋了的小生物叹几口气。
看到我这样任性，您一定要叹几口气的，您未尝不热心地盼我有所憬悟，因此您在上次给我的信里，很坦白地写出「唯不可太随便耳」的话，我一点也不否认我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我也不否认我做事有一点拆滥污的习惯，这种人和这种习惯若想投身社会，三两个月就会被人解职的。我像一只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古道热肠的老师未尝不给我一点点化，但我的性格似乎又不是安贫守素派，贫使我不安，素使我乏味，我知道我冲不出这层玻璃，不但冲不出，早晚还被苍蝇拍子打下来，在我眼中，我的前程不过如此，既然这样，我何不干脆倒行逆施，落个痛快？
十个月来，您对我的奖掖，对我生活的安定，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还会永远感激，在我解甲归来刚要涉世的时候，您给了我这么漫长的一段轻松而有益的生活，使我不致做那些纯为了生活而做的与个人兴趣毫不相干的事，使我有限的青春不会掷诸虚牝。更可贵的是，您并不因我的工作不力而说一句责备我的话；也不因我的懒惰和立异说一句责备我的话，让我「行有余力，则以跑野马」。十个月的日子不可谓不长、十个月的包容不可谓不大、十个月的麻烦与操心不可谓不多，十个月了，我如何还能再老下脸皮累您呢？看到您为助理事烦心，我就觉得不安，我觉得现在正是我「请去」的时候了，所以后来当您把每人每月送三百元的计画一提出来，我就一口谢绝，我不愿我继续这样累人。
十个月来我不相信穷不能为学，现在我相信了，至少我相信它使我的学问的成绩大打折扣，过去我奋斗、我挣扎，为了不让米缸和当票困扰我做学问的情绪，现在我不奋斗了、不挣扎了，我决心去做一个中学教员，把我的青春与活力埋葬在另一代的愚昧底下。疏远学问虽然痛苦，可是当我发现胃口和帐单使我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时候，我只好安慰自己说：「这是暂时的！」虽然我明知道，青春也不是永久的！
北商事如有眉目，请您随时通知我，我不必套用感谢的词汇，因为您对我的支持，绝不是任何抽象的字眼所能表达的。
我知道我使您失望，我知道我对不住您。我倚恃着您的大度与好意太久了，在我即将离去的前夕，我不能不向您详陈始末，用眼泪来结束我这十个月的助理生涯，那是我对您的最好交代了。
李敖敬上
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在碧潭
沈刚伯做手脚
写上面这封详陈始末的信，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我考取了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一千元薪水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四百元对我，显然无法做研究。当时姚从吾老师打算由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北商（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做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大哥出国前，想把成功中学的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
当时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